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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大家好啊，今天咱们聊点啥呢？嗯...就聊聊《可能性之疑云》吧，听起来有点玄乎，其实说的是人工智能…哦不，是两个牛人，阿莫斯和丹尼尔之间，一些事儿。
事情是这么开始的，1984年，阿莫斯接到电话，说他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哇，奖金不少呢，还有研究经费和医疗保障。本来是好事儿，可阿莫斯压根不喜欢这种奖。他觉得奖这玩意儿吧，弊大于利，容易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他说，得奖者背后，站着一堆同样厉害，甚至觉得自己更应该得奖的人。
他朋友马亚·巴–希勒尔也说，阿莫斯当时有点恼火，他说：“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只给我一个人颁奖？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会毁了我和丹尼尔的合作吗？” 唉，真是个耿直boy！
虽然阿莫斯不喜欢，奖项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来。先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然后是古根海姆奖，还成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不过，在阿莫斯看来，麦克阿瑟天才奖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马亚·巴–希勒尔说，阿莫斯是真的感到痛苦，绝对不是装的。
更让人郁闷的是，各种夸阿莫斯的书和文章也开始冒出来，那些作者好像看不见丹尼尔的贡献似的。就算提到丹尼尔，名字也总是排在第二位。阿莫斯可不干了，他给一个心理学同行回信说：“关于代表性启发式的所有研究都是我和丹尼尔两人共同完成的，因此，我们两人的名字都应该出现在你的文章中！” 还有一位作者，把以色列空军教官训练飞行员时产生的感知错觉，也归功于阿莫斯。阿莫斯又写信说：“这项研究是我与合作多年的朋友兼同事丹尼尔·卡尼曼一同完成的，而且，是丹尼尔发现了飞行员训练过程中教官的感知错觉，要用一个人的名字来描述这一现象的话，那也应该是‘卡尼曼效应’。”
阿莫斯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对他和丹尼尔是这种态度。他斯坦福大学的朋友佩尔西·迪亚科尼斯说，人们总觉得阿莫斯才华横溢，丹尼尔则小心谨慎，阿莫斯却说：“恰恰相反！”
阿莫斯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们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名人阿莫斯”，因为所有人都认识他，想和他搞好关系。不过，阿莫斯好像一点儿也不在意这些。越来越多电视节目邀请他，他都笑着拒绝了。他说：“上过电视的你可能就再也没法儿超越自己了。” 那些没拆封就被他扔掉的邀请函，多得数不清。他不是假装不在意，他是真的没那么在意，牛不牛！他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唯一条件，就是一切都要按照他的标准来。
这个世界也接受了他的条件。国会议员会问他草案的建议，NBA会听取他对篮球界统计失误的看法，情报人员会用专机把他送到华盛顿，让他讲如何预测和阻止针对政界领导人的威胁。北约也请他去法国阿尔卑斯山，教他们如何在不确定状况中做决策。阿莫斯好像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管多陌生的领域，他都能让内行觉得他更懂。有一次，伊利诺伊大学请他去参加一个隐喻思维的会议，最后他的结论征服了全场：隐喻是思维的替代品！
阿莫斯因为和丹尼尔共同完成的研究而独自获得赞誉，丹尼尔都看在眼里。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计算机科学家都请阿莫斯去参加会议，丹尼尔呢？ 没啥动静。丹尼尔对哈佛大学的精神科专家迈尔斯·肖尔坦言相告：“当同一场会议只邀请他而不邀请你时，虽然你原本就不想去，但心情还是会很糟糕。假如他不是那么受欢迎，我的日子可能还好过些。”
过去在以色列，人们遇到问题会找丹尼尔，到了美国，大家只会找阿莫斯，哪怕阿莫斯并不擅长。达美航空负责飞行员培训的杰克·马厄说：“他对我们的影响非同一般。” 80年代末，达美航空出了一连串事故，都是机长决策失误造成的。马厄说：“我们急需找到一个决策模型，但是这样的模型并不存在。此时，我想到了特沃斯基。” 阿莫斯跟马厄聊了几个小时，然后用直白的英语解释了他和丹尼尔的合作成果。马厄说：“他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飞行员有时会出现决策失误，他告诉我们，‘不要试图阻止飞行员的思维偏误，也不要试图通过训练去消除他们的判断失误’。”
阿莫斯建议达美航空改变飞行员的决策环境，培训驾驶舱里的其他人，让他们来监管飞行员的判断。马厄说：“我们调整了驾驶舱里的规矩，一旦有飞行员一意孤行地做错误决策，别人就会出面阻止他。自那以后，此类错误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厉害吧！
到了80年代，丹尼尔和阿莫斯当年一起构思的想法，已经渗透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领域。但也引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阿莫斯对迈尔斯·肖尔说：“我们开拓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领域，我们撼动了大树，动摇了它的根基。如今，新的根基由我们而立，别人又跑来试图撼动我们。” 哲学教授阿维沙·玛格里特说：“正是欢乐引发了怀疑，他们两人就像是站在笼外看猴子，对着猴子做鬼脸，整天乐个不停。他们说，‘我们也是猴子’。但是没人信他们。别人觉得他们的欢乐是一种讥讽。这种看法根深蒂固，这让他们也很苦恼。”
有一次，丹尼尔被引见给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教授马克思·布莱克，当他介绍他和阿莫斯的研究时，布莱克打断他说：“我对于蠢人的心理不感兴趣。”说完就走了。 丹尼尔和阿莫斯可不认为他们研究的是蠢人的心理，他们最早的实验对象，可都是统计学领域的专家。 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艾尔达·沙菲尔说：“给他们看一张视觉幻觉图，一些人会说‘可能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给他们出一道语言错觉题，他们中招了，但还是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再给他们看一道阿莫斯和丹尼尔出的题，他们会说‘看来你是打算让我下不来台了’。”
阿莫斯以前的老师沃德·爱德华兹，在读了阿莫斯和丹尼尔有关决策问题的早期文章后，反击了。他写信批评他们，说怎么能拿这些愚蠢的问题去问大学生？怎么可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爱德华兹认为参加实验的学生都是“粗心大意不专注的，因此不可能像出色的统计学家那样去进行直觉判断”。
阿莫斯用一种算得上礼貌的措辞回复了他这位前任老师的信，但他指出对方的观点“不能令人信服”。他说，对方在批判他们的做法的同时，并没有说清楚他们错在哪里，也没有拿出足以反驳他们的依据，或者提出更为合理的解决办法。
心理学家艾里·比德曼说：“没有人想和阿莫斯对着干，尤其是在公开场合！这样的情形我只见过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有个哲学家站起来发表高论，质疑各种启发式的合理性。阿莫斯当时也在场。待到对方一席话终了，阿莫斯开口了。那场面，打个比方，就像是恐怖组织在斩首人质。”
爱德华兹发现，大部分人接受不了阿莫斯和丹尼尔的结论，这个研究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思维远不及他们以为的那样可靠时，内心的安全感会荡然无存。他对阿莫斯说：“不知你们是否知道自己的观点波及范围有多广，产生的破坏力又有多强。”
阿莫斯毫不客气地回复爱德华兹，说他的文章充满讥讽之意，对他们的研究依据做出了不公正的评价，且提出了很多让人难以展开讨论的技术难题。爱德华兹在复信中语气大为缓和，表示自己真希望不曾写过这篇文章，也算是做出了退让。
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乔纳森·科恩，也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性言论。他认为，通过让人回答问题来洞悉他们的思维，这个做法实在有违常理。 丹尼尔在回应科恩的文章时引用了一句话，“任何一个错误，若是吸引了足够多的人来为其下评语，那它就根本算不得错误”。斯坦福大学的佩尔西·迪亚科尼斯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卫·弗里德曼说，他们见证过学生和同事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一类错误，科恩却错误地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对数学和科学的无知”。
到了80年代初，阿莫斯和丹尼尔合写文章的方式发生了变化。阿莫斯完成有关损失规避的文章后，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但其实丹尼尔只在其中零星写了一两段话。丹尼尔独立完成了阿莫斯所说的“思维解密”一文，然后连同他们之前发表的文章以及学生和同事撰写的文章，一起集结成册出版，封面上赫然印着的也是他们两个人的大名。阿莫斯完成了一篇针对经济学家的文章，意欲弥补前景理论中的技术缺陷，文章发表后，署名栏里依然是丹尼尔和阿莫斯。阿莫斯说，以前一直都是他们两个人合写一篇文章，这一次也不例外，而且，增加第三个人的名字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
两人共同的敌人越来越多，但他们却没能做到同仇敌忾。阿莫斯对待敌人的态度让丹尼尔越来越不安，冲突来临时，他宁愿退避三舍。阿莫斯指责丹尼尔“与敌人一个鼻孔出气”，对丹尼尔来说，站在敌人的立场看问题要比站在他本人的立场看问题容易得多。沃尔特·米歇尔说，阿莫斯不像丹尼尔那样，认为大家该同心协力，和睦共处。他会说：“去他的吧！”
阿莫斯想彻底碾压反对势力，丹尼尔觉得不可能。 阿莫斯找到丹尼尔，表示想写篇文章来终结这场论辩，转移一下主题，阿莫斯管它叫“曲线救国计划”。 他想证明，思维中的经验法则会误导人。
阿莫斯最得意的一个虚拟场景是关于琳达的。
“琳达是一名单身女性，31岁，个性爽朗，思维敏捷。她主修哲学，就读期间，她对种族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高度关注，还曾参加过反核游行。”
然后问：琳达与以下哪一类人最相似？给出一堆选项，其中一个选项是“琳达是个银行出纳”，另一个选项是“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
结果，拿到“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的这一组，认为该描述成立的可能性更大。
丹尼尔和阿莫斯断定，人们做出概率判断时所依循的经验法则具有误导性。“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的可能性并不比“琳达是个银行出纳”的可能性更大。
给人们描画一个病重老人的形象，然后问他们：老人活不过一星期？还是活不过一年？多数人会说“活不过一星期”，他们的思维被一个死期将近的情节困住，而这个情节遮蔽了原有的逻辑性。
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判断误区的，正是丹尼尔和阿莫斯总结出的“代表性”启发式。
丹尼尔对阿莫斯这个新计划，始终抱着一种矛盾的心态。自从离开以色列，他们就一直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前行。 对于人类的非理性行为，丹尼尔不像阿莫斯那样感兴趣。
丹尼尔把“琳达难题”交给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12名本科生，结果12个人全部中招。这之后，他们又用更多的不同场景，对几百名被试开展了测试。“我们就是想看看最终的边界在哪儿。” 甚至还直接把逻辑问题摆在了被试眼前：
“琳达是个银行出纳。”
“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
问哪个更有可能成立，结果依然有85%的被试，坚定地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丹尼尔和阿莫斯认为，人们之所以选择附加细节更多的那条描述，是因为那条描述具有“代表性”。他们还指出了现实世界中会因此种思维错误而导致严重后果的一些领域。比如，任何一项预测，假如赋之以较多细节，使其内部前后一致，那么即便这个预测不可能实现，也会让人觉得它是可信的。
除了“琳达难题”，他们还构想出了另一个难题。
在一本小说中选取4页（约2000个单词），你认为其中会有多少个词以ing形式出现？然后又问：在同一部分文字中，以字母n为倒数第二个字母的7字单词有多少个？ 结果，人们都认为以ing结尾的单词更多，但实际上，以字母n为倒数第二个字母的7字单词，至少应等于以ing结尾的7字单词数，因为前者包含后者。 阿莫斯和丹尼尔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以ing结尾的单词更容易被人们记起，更容易被提取。 人们的误判无非是受到了“可得性”思维的影响。
丹尼尔觉得，新文章是“充满痛苦的一番合作”，他再也体会不到与阿莫斯碰撞思想火花的快乐了。这篇文章不太像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倒更像是阿莫斯为了打击敌人而精心锻造出的一个新式武器，这让丹尼尔很是不安。
丹尼尔看得出，阿莫斯独立完成的文章不如他们二人的合力之作。 然而，在公众眼中，他们二人的关系就像是一张文氏图，丹尼尔这个小圈始终被包裹在阿莫斯的大圈里。
阿莫斯和丹尼尔，他们之间的合作，好像难以为继了。
1986年，丹尼尔偕妻子安妮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职。 阿莫斯给友人写信说，衷心希望他的到来能缓和我们的关系，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对前景十分乐观。 但是丹尼尔抑郁了，马亚·巴–希勒尔回忆说，他说他再也不想工作了，他的灵感枯竭了，情况越来越糟。
丹尼尔预感到，他和阿莫斯的关系可能快要走向终点了，就像一场意义重大的联姻。 丹尼尔觉得，频繁接触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1987年3月，丹尼尔致信阿莫斯：“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一想到要把我的任何观点告诉你，我就会焦虑不安。我们之间发生的任何一个小插曲都会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寝食难安，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
阿莫斯回信说，他也变了，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直言不讳，导致形成了一种“要么爱它要么抛弃它”的态度，却忘记了要让它“正确合理”。 阿莫斯还给他在以色列的朋友、数学家瓦尔达·利伯曼写信说：“在如何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和丹尼尔有很大的分歧。有些事在我看来纯属朋友间的知无不言，可在他那里就变成了伤害。他视为正确的交流之道，在我看来却不够亲切。此外，他很难接受外界对我们二人的不同态度。”
丹尼尔需要阿莫斯做点儿什么，需要他去扭转人们的态度，让外界知道他们是平等的合作者。 哈佛大学也邀请丹尼尔加盟时，阿莫斯却说：“他们想要的是我。”
在斯坦福大学，芭芭拉·特沃斯基的办公室正好和阿莫斯的相邻，“我能听到他们打电话的声音，简直比闹离婚还要糟。”
到了80年代末，丹尼尔就像被一张神秘而无形的大网缠绕捆绑，用力挣扎着想要重获自由。
1992年，他离开伯克利去了普林斯顿，他说：“阿莫斯给我的生活投下了一片阴影，我需要摆脱这片阴影，因为他主宰了我的思想。”
阿莫斯不明白，丹尼尔为什么要用这4800千米的距离将两人隔开。 他觉得丹尼尔的所作所为难以理喻。阿莫斯给瓦尔达·利伯曼写信说，有一本新出版的探讨判断力的书，作者提到他和丹尼尔，说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丹尼尔写信给作者，说他言过其实，还说“我们有10年都不曾合作过”。 可事实上，过去10年里，他们合作发表过5篇文章，还一起研究了好几个课题呢。
尽管也曾动摇过，可丹尼尔心里已经给这段关系画上了句号，但是阿莫斯却不曾这样想。 他们继续保持着朋友关系，有时会找机会聚一聚。 阿莫斯比丹尼尔更乐于享受这份并不真实的亲密关系，还希望能写出两个人在15年前就约定完成的一部书，丹尼尔则婉转地表示没有这个可能了。
丹尼尔说：“我想要的东西应该是他给的，不是这个世界。”
1993年10月，丹尼尔和阿莫斯在意大利都灵参加会议时，不期而遇了。 有个名叫格尔德·基格朗则的德国心理学家，在抨击他们的研究成果，再一次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 阿莫斯告诉丹尼尔，基格朗则因为敢于“反对美国人”而在欧洲享有美名。 这次他反对的是两个以色列人。阿莫斯建议回击一下，丹尼尔不想这么干。 阿莫斯说：“我从未以朋友的身份请求过你，这一次我想请你看在朋友的份儿上答应我。”
阿莫斯不是只打算反击基格朗则，而是要让他身败名裂。丹尼尔则秉承他一贯的作风，试图在基格朗则的文字中寻找出合理之处。 甚至还在某一点上，对基格朗则产生了一丝同情，因为基格朗则指出，只要对问题稍加改动，他就能引导人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丹尼尔和阿莫斯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强调得不多。
丹尼尔写信给阿莫斯，说他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因情绪问题而一时糊涂，没准儿大家能坐在一起聊一聊，看看能不能让他恢复理智。阿莫斯断然拒绝了：“就算这样，你也不能去找他，而且我并不认为他只是一时糊涂。据我判断，他绝不像你以为的那样感情用事。他就像是个为了博得法官好感而努力在法庭上一争高低的律师，真理与否他并不关心。他无法博得我的好感，却让我看清了他的本意。”
丹尼尔为了帮阿莫斯，又再度陷入阿莫斯带给他的痛苦中。 他们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驳斥基格朗则的文章，同时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两人之间的争执。 他们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无法达成一致。
丹尼尔做了一个梦，梦里医生告诉他只能再活6个月，他回答说太好了，这样就不会有人再让他做这些无用之事了。 第二天早晨，他给阿莫斯讲了这个梦。 阿莫斯听完后说，我和别人不一样，即便你只能再活6个月，我也会希望你跟我一起完成这件事。
之后不久，丹尼尔看到了国家科学院新任院士的名单，阿莫斯名列其中已有将近10年，可丹尼尔依然榜上无名。 他们中间的差距再一次被明明白白地摆在世人眼前。 丹尼尔问阿莫斯，为什么没有提名推荐他？ 阿莫斯是断然不愿意靠着与丹尼尔的交情来获得任何东西的。 丹尼尔告诉他：“你这不是朋友所为。”
丹尼尔告诉阿莫斯，他们不再是朋友了。 三天后，阿莫斯打来电话，告诉丹尼尔自己得了恶性黑色素瘤，最多只能再活6个月。 丹尼尔是他第二个告知这个消息的人，听到这一切，丹尼尔心中的那块冰好像消融了。 阿莫斯说：“不管你怎么想，我们永远是朋友。”
唉，这两个牛人之间的故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啊！ 人工智能…啊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复杂啊！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咱们下回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