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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说起来啊，我做了个梦，其实也不完全算是个梦啦。你想，耀眼的太阳都没了，星星还在天上晃悠… 哎，这景象，怎么说呢，有点儿拜伦诗里的味道。
话说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爆发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火山爆发加上海啸，一下子就带走了十万条人命！那个年代的人啊，谁也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火山！简直是近一万年以来最猛烈的一次，是美国圣海伦斯火山爆发的十五倍，能量相当于六万颗广岛原子弹！
那时候消息传得慢啊，坦博拉火山爆发七个月后，伦敦《泰晤士报》才发了篇报道，其实也就是一封商人的来信。但火山爆发的影响，人们早就感觉到了。烟尘遮天蔽日，阳光都变得朦胧了，地球的气温也跟着下降了。日落的时候，阳光特别的暗淡，英国画家特纳还高兴坏了，赶紧把这景象画下来。可是大多数时间，人们只能生活在那种令人窒息的可怕的黑暗里。诗人拜伦就是被这死一般的昏暗景象给刺激了，才写出了那几行诗。
春天不来了，夏天也不暖和了，1816年就成了“没有夏天”的一年。到处都歉收，爱尔兰那边，饥荒和斑疹伤寒闹得厉害，死了六万五千人。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那年被称为“19世纪冻死年”。霜冻一直到六月都没完，种下去的种子根本不发芽。牲畜没饲料吃，死的死，杀的杀。总之，1816年真是太惨了！这绝对是现代农民碰到的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可是，全球气温也就降了不到一摄氏度，科学家们就明白了，咱们地球的恒温系统啊，其实脆弱得很！
说起来，19世纪还算不上冷呢。之前的两百年，欧洲和北美都经历了小冰河时代，泰晤士河上年年都有冰雪节，荷兰的运河上也能举行滑冰比赛。现在啊，想都别想了。那时候的人，对寒冷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啊，19世纪的地质学家一开始没意识到，他们其实生活在一个相对温暖的世界里，他们身边的大片土地，是被威力无比的冰川和寒冷形成的，也难怪，毕竟他们对冰川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嘛！
他们也知道过去肯定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儿。欧洲大陆到处都是他们搞不明白的怪现象：温暖的法国南部发现了北极驯鹿的尸骨，巨大的岩石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他们也想解释，可提出的理论，怎么说呢，听起来大胆，但其实不太靠谱。有个叫德·吕克的法国博物学家，为了解释为什么巨大的花岗岩会出现在侏罗山比较高的石灰岩层面上，就说啊，可能是洞里的压缩空气把它们给掀上去的，就像玩具枪里的橡皮子弹一样。这解释，搬动这么大的石头，肯定说不通啊！但在19世纪，人们更在意的是解释本身能不能自圆其说，至于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那倒是其次了。
英国地质学家阿瑟·哈莱姆就说了，要是18世纪的地质学之父詹姆斯·赫顿亲自去瑞士考察一下，他肯定一下子就能明白那些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山谷、被磨得平整光滑的条痕、岩石搁浅后堆积而成的砾石，还有其他线索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表明，这里曾经有过冰盖滑过。可惜啊，赫顿不是个爱旅行的人。但是，就算凭着他掌握的二手资料，他也不相信那些巨大的石头是被洪水冲到一千米高的山坡上的。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水能让岩石漂起来。他是第一个赞成大规模冰川作用的人。可惜，他的观点没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多数博物学家还是坚持认为，岩石上的痕迹可能只是过路的大车碾轧出来的，甚至可能是靴子上的平头钉刮擦出来的。
相反，当地那些没受科学界正统学说影响的农民，知道得更多。瑞士博物学家让·德·夏庞蒂埃讲了这么个故事：1834年，他和一位瑞士伐木工人在一条乡间小道上走着，随便聊起路边那些随处可见的大石头。伐木工人很直率地告诉他，这些岩石来自离那里很远的格里姆瑟尔地区。“当我问他这些岩石是怎么来到他所在的地区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格里姆瑟尔冰川沿着山谷把它们带到这里的，因为那次冰川曾经一度延伸到了伯尔尼镇。’”
夏庞蒂埃高兴坏了，因为他自己早就这么认为了。可当他在一次科学集会上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却遭到了人们的冷遇。夏庞蒂埃最好的朋友，一位叫路易斯·阿加西斯的瑞士博物学家，一开始也怀疑，后来慢慢接受，最后是全力支持这个理论。
阿加西斯曾经在巴黎师从居维叶，当时是瑞士纳沙泰尔州立学院的自然史教授。他还有个朋友叫卡尔·希姆帕尔，是个植物学家。实际上，“冰河时代”这个词，就是希姆帕尔在1837年最先创造出来的。他认为，有证据表明，冰盖不仅厚厚地覆盖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而且覆盖了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大片地区。这可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观点。他把他的笔记借给了阿加西斯，后来他后悔死了，因为阿加西斯越来越把他的观点当成自己的，而希姆帕尔觉得那是他的理论。夏庞蒂埃最后也成了他老朋友的死对头。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是阿加西斯的朋友。他曾经说过科学发现的三个阶段：首先，人们拒绝承认它是正确的；然后，人们拒绝承认它的重要性；最后，人们把功劳归于别人。洪堡说这话的时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心里想的是阿加西斯。
不过，阿加西斯还是致力于这个领域。为了了解冰川的作用力，他到处跑，钻进危险的裂缝深处，爬上陡峭的阿尔卑斯山峰。他好像都不知道，他和他的队员爬的是人类以前都没爬过的山峰。可是，不管阿加西斯去哪儿，人们对他的理论总是半信半疑。洪堡让他别这么狂热地考察冰川了，让他回去研究他擅长的鱼类化石。但阿加西斯就是个认死理的人。
在英国，支持阿加西斯理论的人更少，因为那里的博物学家没见过冰川，不理解冰川的巨大威力。“难道岩石层面刮擦和磨光的痕迹仅仅归因于冰川作用吗？”罗德里克·莫奇生在一次会议上带着嘲讽的语气问道，显然认为是因为那些岩石表面覆盖着一层又轻又滑的冰霜。直到他死的时候，他对那些把什么都归因于冰川作用的“冰川狂”地质学家们，还是非常不信任。地质学会的领导人，剑桥大学教授威廉·霍普金斯也这么认为。他说，“冰川可以移动岩石的观点从机械力学的角度来看实在荒唐”，根本不值得地质学会注意。
阿加西斯没灰心，他不知疲倦地到处游说，宣传他的理论。1840年，他在格拉斯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却遭到了查尔斯·莱尔的当众批评。第二年，爱丁堡地质学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阿加西斯的理论里可能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肯定不适用于苏格兰地区。
莱尔最终还是改变了立场。他的顿悟出现在某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在他苏格兰住所附近的一堆冰碛石，也就是一长串岩石，他已经经过几百次了，之所以会矗立在那里，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就是冰川把它们搬到那里的。但是，就算他内心已经转变了，莱尔也没勇气公开支持冰川时代理论。对阿加西斯来说，那段日子太难熬了。他的婚姻破裂了，希姆帕尔指责他剽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夏庞蒂埃不跟他说话，莱尔，这位当时最伟大的地质学家，虽然支持他的理论，但语气不冷不热，模棱两可。
1846年，阿加西斯到美国做系列演讲，在那里赢得了他渴望已久的荣誉。哈佛大学聘请他当教授，还给他建立了一个一流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他在新英格兰地区定居了下来，这肯定有帮助，因为那里冬天很长，人们对漫长寒冷时期的理论抱有同情。六年以后，阿加西斯对格陵兰做了第一次科学考察，这也很有帮助。他们发现，几乎整个岛都覆盖着一层冰盖，就像阿加西斯理论里说的古代冰盖一样。他的理论终于开始有了真正的支持者。但是，阿加西斯的理论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没法解释导致冰河时代出现的原因。哎，帮忙的人就要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
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一些报纸和学术杂志开始收到格拉斯哥安德森大学的詹姆斯·克罗尔写的文章，是关于流体静力学、电力学和其他学科的。其中有一篇文章认为，地球轨道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冰川期出现的原因。这篇文章1864年发表在《哲学杂志》上，立刻被认为是最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可是，当人们了解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克罗尔不是大学的研究人员，只是个普通职员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可能还有点尴尬。
克罗尔1821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他13岁就结束了正规教育，之后做了很多工作：木匠、保险推销员、禁酒旅店管理员。然后他来到格拉哥斯安德森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斯特拉恩克莱德大学，当了个门房。他弟弟帮他打理了很多事务，所以，安静的晚上，他经常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自学物理、数学、天文学、流体静力学和其他一些新兴的学科。慢慢地，他开始写一系列论文，主要研究地球运动及其对气候的影响。
克罗尔是第一个提出，地球轨道从椭圆形（有点像卵形）到接近圆形，然后再回到椭圆形的周期性变化，可能是导致冰川时代产生和消退的原因。在他之前，从来没人从天文学的角度解释地球的天气变化。多亏克罗尔有说服力的理论，英国人才开始接受地球上有些地区在以前某个时期处于冰川控制之下的观点。克罗尔的杰出才能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他在苏格兰地质勘察局谋得了一个职位，还获得了许多荣誉：伦敦皇家学会和纽约科学学会吸收他当会员，圣安德鲁断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等等。
可惜，就在阿加西斯的理论终于在欧洲开始被人们接受的时候，他却跑到美洲一些人类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做野外考察。他在他所到之处，包括赤道附近，不断发现冰川的痕迹。最后，他确信冰川曾经覆盖了整个地球，毁灭了当时上帝已经创造的所有生命。阿加西斯引用的证据，没一个能支持这种观点。尽管如此，在他移居的美国，他的地位越来越高，简直成了圣人，以至于1873年他去世的时候，哈佛大学觉得要增补三位教授才能顶替他留下的空缺。
然而，阿加西斯的理论很快就不流行了。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发生的。在他去世不到十年，接替他的哈佛大学地质系主任写道：“所谓的冰河时代……几年前还在研究冰川的地质学家中很受欢迎，现在人们毫不犹豫地抛弃它了。”
在某种程度上，问题在于克罗尔的计算认为，最后一次冰川期出现在八千年前，但是地质学证据越来越多地表明，地球在比三千年近得多的一段时间里，经历过某种严重的摄动。不对造成冰川时代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整个理论就没法成立。要不是塞尔维亚学者米卢廷·米兰柯维契出现，这个问题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米兰柯维契根本没有研究天体运动的背景，他是个训练有素的机械工程师，但他在20世纪初突然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发现，克罗尔的理论的问题不是它不正确，而是它太简单了。
地球在空间运动的时候，不仅轨道的长度和形状会变化，而且朝向太阳的角度，也就是它的倾斜度、偏侧度和离心度，也会有规律地变化。这些都会影响照射到地面任何一点的阳光的时间长度和强度。特别是，地球在漫长的时间里要经历三种位置变化，也就是所谓的黄道交角、岁差和偏心度。米兰柯维契觉得，这些周期性的复杂变化可能跟冰川期的产生和消退有关。困难在于，这些周期性变化的时间跨度相差太大，有的两万年左右，有的四万年，有的十万年，每个周期差不多都差几千年。这就意味着，要想确定它们在漫长的时间段里的交叉点，就得经过几乎是无休止的精心演算。最主要的是，米兰柯维契必须计算出，一百万年来，随着这三种因素的不断变化，阳光在每个季节照射地球上每个纬度的角度和持续时间。
幸运的是，这项繁复庞杂的工作正好适合米兰柯维契的脾气。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就算度假的时候，米兰柯维契也用铅笔和计算尺不停地计算他的周期表。这项工作现在用计算机一两天就能完成。计算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可是到了1914年，米兰柯维契突然有了很多空余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因为是塞尔维亚部队的后备役军人而被捕了。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大部分时间都被软禁在布达佩斯，管理不严，每周向警察报到一次就行，剩下的时间都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图书馆里努力工作。他可能是历史上最快乐的战俘了。
辛勤劳作的结晶是发表于1930年的著作《数学气候学与气候变化的天文学原理》。米兰柯维契没说错，冰川期和地球的摄动确实有关。虽然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严寒的冬天逐渐加剧导致了漫长的寒冷时期。是俄罗斯裔德国气象学家克利切科·柯本，也就是构造地质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的岳父，发现这个过程比那更复杂，更可怕。
柯本认为，产生冰川期的原因是凉快的夏季，而不是严寒的冬季。如果在某个地区夏季非常凉快，射来的阳光就会被地表反射，这样就加剧了寒冷的程度，使得更多的雪降下来，结果往往是地表的冰雪永久化。随着积雪变成冰盖，整个地区就会更加寒冷，以致冰雪越积越多了。正如冰川学家格文·舒尔茨所说：“冰盖的产生并不取决于下了多少雪，而是取决于有多少没融化的雪，不管多么少。”冰川期被认为开始于某个季节反常的夏天，未融化的雪反射了热量，加剧了寒冷的效果，麦克菲说：“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扩大的过程，冰盖一旦形成，就开始移动。”这样，就有了移动的冰川，也就进入到了一个冰川时代。
20世纪50年代，由于检测年代技术不完善，科学家没能把当时掌握的有关冰川期的数据跟米兰柯维契精确计算出来的周期进行对比。因此，米兰柯维契和他的计算结果越来越不吃香。直到1958年去世，米兰柯维契也没能证明他的周期的正确性。那时候，用一部记述那个时期的史书来说：“你会迫切需要找到一位认为那个计算结果不仅仅是个古董地质学家或气象学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用来确定古代海底沉淀物年代的钾氩测年方法的改善，米兰柯维契的理论才最终得以确证。
单是米兰柯维契周期，还不足以解释冰川期的周期。很多别的因素也必须考虑进来，特别是大陆的分布情况，尤其是极地陆块的存在，但是对于这一切，我们了解得还不够。不过，一直有人说，要是把北美大陆、欧亚大陆和格陵兰往北移五百公里，我们肯定会永远处于冰川期。看来我们非常幸运，赶上了所有的好天气。对于冰川期里被称为间冰期的一段气候相对暖和的时期，我们对它的周期尤其缺乏了解。哎，说起来也挺沮丧的，整个人类文明史，农业的发展，城镇的建立，数学、文学、科学和所有其他的兴趣，都发生在一段非常难得的好天气里。上几次间冰期只持续了八千年，而我们这次已经过去一万年了。
其实我们依然处在一个冰川期，只不过是个范围已经缩小的冰川期，虽然缩小的程度没那么大。在上一次冰川期的高峰期，也就是两万年前，地球陆地表面大约百分之三十被冰雪覆盖。即使现在，依然有百分之十的陆地覆盖着冰雪，还有百分之十四的地区是永久冻土带。四分之三的地球淡水都结成了冰，南北两极都有冰盖，这种情况自地球诞生以来就非常不寻常。世界上很多地方冬天会下雪，像新西兰这样温润的地方也覆盖着永久性的冰盖，这些事儿我们觉得太正常了，可是在地球以往的历史中，却非常罕见。
直到最近，地球表面的温度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比较高，哪里都没有永久性的冰川。现在的冰川期，实际上是冰河时代，大约四千万年前就开始了，是从极其严酷变得不大严酷的。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为数不多、不大严酷的时期里。新的冰川期总是会抹掉以前的冰川期留下的痕迹，所以时间越往前推移，展现在你面前的图景就越不完整。但是在过去两百五十万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似乎经历了至少十七个严酷的冰河时代。这段时间，非洲直立人和随后的现代人都生活着。人们常说，造成现在冰川期的两个嫌疑犯是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和巴拿马地峡的形成。前者干扰了气流的畅通，后者打乱了洋流的走向。在过去四千五百万年的时间里，曾经是一个岛屿的印度漂移了两千公里，跟亚洲大陆撞在了一起，结果不仅使喜马拉雅山上升，还在它的后面形成了广袤的青藏高原。人们认为，高原海拔增高不仅让气候变得更寒冷，而且改变了风向，让风吹向北方，吹向北美，让那里更容易长期处于严寒的控制下。接着，从大约五百万年前开始，巴拿马地区从海里隆起，将南北美洲连在一起，这样就影响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暖流的流向，改变了至少半个世界的降雨量分布情况。结果之一是造成了非洲的干旱，让那里的类人猿纷纷从树上来到地上，到正在形成的大草原上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不管怎么说，随着海洋和大陆变成现在的分布情况，我们似乎还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冰河时代。约翰·麦克菲认为，我们还会经历大约五十个冰河时代，每个冰河时代持续十万年左右，之后我们才有希望迎来一个极其漫长的解冻期。
五千万年前，地球上没有很有规律的冰川期，可是一旦它们在地球上出现，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让人吃惊。第一次大范围的冰川期出现在大约二十二亿年前，之后就是长达十亿年左右的温暖期。这之后出现的冰川期比第一次更大，大到有些科学家提到那个时代的时候，都用上了覆冰纪或者超级冰川期这样的字眼。这种情况更经常被称为“雪球世界”。
然而，“雪球”很难说明那个时期环境有多么恶劣。那种理论认为，因为阳光的照射量减少了大约百分之六，产生（或保留）温室气体的能力降低，地球实际上难以保持它的热量。地球变成了像南极那样的冰天雪地，气温降低了四十五摄氏度。整个地球表面都被冻得严严实实，高纬度地区的海洋结冰厚达八百米，热带地区的也有几十米厚。
这里有个严重的问题：从地质学角度来看，整个地球，包括赤道地区在内，都被冰雪覆盖了。可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又可以确定在某些地方一定存在没结冰的水域。首先，藻青菌活了下来，还进行了光合作用。进行光合作用需要阳光，可是如果你透过冰块看，你会发现光线很快变得越来越暗，几米之外就根本看不见光线了。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有一小部分水域确实没结冰，也许是因为当地某个地方很热；一是某些结构的冰块是半透明的，这种现象在自然界确实存在。
如果地球真的被冰冻过，那它又是怎么重新变得温暖起来的呢？这真是个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反射的热量太多，一个处于冰冻状态的星球会永远保持这种状态。挽救局面的力量似乎来自地球内部的岩浆。我们也许又要感谢地壳的构造了。我们认为，是火山救了我们。火山喷发突破了冰川的封锁，喷涌而出的热量和气体融化了地表的冰雪，让大气层重新改变。有意思的是，这次高度寒冷的时期是以寒武纪大爆发，也就是生命发展史上的春天为结束的标志。当然，这样一个春天并非总是风和日丽的，因为随着地球变暖，它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狂暴的天气，强烈的飓风掀起摩天大楼高的巨浪，到处下着不可思议的瓢泼大雨。
那个时期，多毛虫、蛤蜊，和其他附着在深海喷气孔的生命肯定继续存在，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很可能到了完全灭绝的边缘。那个时期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现在对它的了解非常少。
跟覆冰纪大爆发时代相比，最近几次冰川期的规模似乎小多了，但以现在地球上的任何标准来衡量，它还是非常巨大的。覆盖欧洲和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盖在有些地方厚达三公里，还以每年一百二十米的速度前进。即使在边缘地带，冰盖也差不多有八百米厚。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啊！想想，你站在一堵那么高的冰墙脚下，墙后面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方，除了几座刺向青天的冰峰，全都是一望无际的冰盖。整块整块的陆地在巨大的冰盖压力下沉降，即使在冰盖退却一万两千年后的今天，这些陆地还没上升到原来的位置。在冰盖缓慢移动的过程中，不仅让巨大的石块和冰碛石堆改变了位置，还扔下了整块整块的陆地，比如长岛、科德角、楠塔基特岛等等。以前的地质学家难以理解冰盖所拥有的、足以让地球表面发生变化的巨大威力，也不奇怪了。
要是冰盖卷土重来，我们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改变它们的方向。1964年，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北美最大的冰川地区发生了该大陆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强度达里氏九点二级。在发生断层的地方，地表上升了六米。这次地震太强烈了，连德克萨斯州的池塘水都溅到了岸上。但是，这次前所未有的震动对威廉王子湾的冰川有什么影响呢？根本没有。冰川抵消了地震，继续前进。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认为地球是渐渐进入和脱离冰川期的，周期在数十万年以上。但现在我们知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通过对格陵兰岛冰核的测量，我们有了十多万年以来地球气候变化的详细记录。结果不太乐观。记录表明，地球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根本不是人们以前认为的风调雨顺的安身之处。相反，它的气候总是在温暖和严寒之间剧烈摇摆。
大约一万两千年前，地球快要结束最近一次大规模冰川期的时候，气候开始变暖，暖得还挺快。可是，接着它又突然一下子回到长达一千年左右的酷寒期。这个时期在科学史上被称为新仙女木期。（这个名字来自一种叫仙女木的北极植物，是冰川消退后第一批重新生长起来的植物之一。科学史上还有一段叫老仙女木期的时期，但特征没那么明显。）在这个千年酷寒期快结束的时候，平均气温再次突然攀升，二十年内上升了四摄氏度。这听起来可能不算什么，但足以在短短二十年内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气候变成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在局部地区，这种变化更惊人。格陵兰的冰核显示，那里的气温在十年内改变了八摄氏度。气温的变化改变了那里的降水形式，也改变了那里的生长环境。这种情形在人烟稀少的过去就已经够让人不安的了，而今天，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最让人不安的是，我们不知道，甚至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自然现象让地球的温度变化这么快。就像伊丽莎白·考柏特在《纽约客》上写的那样：“没有已知的任何外部力量，甚至没有任何假设的外部力量，能让地球温度像冰核显示的那样剧烈、频繁地变化。这当中似乎存在一个，”她继续写道，“范围很广又非常可怕的反馈循环。”这可能跟海洋和洋流的正常循环被打乱有关，但是要彻底了解这一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一种理论认为，在新仙女木期初期，大量流入海洋的冰雪融水降低了北半球海水的盐分浓度（以及密度），让墨西哥湾暖流折转向南，就像司机为了避免撞车而改变方向一样。因为缺少了墨西哥湾暖流带来的热量，北半球纬度较高地区的气候又回到了严寒状态。但这没法解释为什么一千年以后，当 [人工智能] 地球重新变暖的时候，墨西哥湾暖流却没有像以往那样转向。相反，我们进入了一个异常平稳的、被称为全新世的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期。
没理由认为这段稳定的气候会持续很长时间。事实上，有些气象学方面的权威认为，我们的气候正在变得比以前更糟糕。人们很自然地以为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会阻碍地球重新回到冰川状态。然而，正如考柏特指出的那样，当你遇到不可预测的气候波动时，“你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主动对它进行大范围的监测”。有人甚至认为，气温上升可能会促使冰川期到来。这个观点乍一听好像不明白，但其实很有道理。气温稍微上升会加快蒸发速度，让云层变厚，从而让纬度较高地区的积雪持续不断地增加。事实上，全球气温上升可能会让北美洲和欧洲北部局部地区变得更寒冷。这虽然矛盾，但确实有道理。
气候是多种变量的产物，二氧化硫含量上升和下降，大陆漂移，太阳活动，米兰柯维契周期变更，因此要理解过去的事情就像预言将来的事情那样困难。很多事情我们完全没法理解。举个例子，南极洲漂移到南极地区以后，至少有两千万年时间，那里一直没有冰川，而是被植被覆盖着。这在今天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已知的晚期恐龙的栖息场所。英国地质学家斯蒂芬·特鲁里发现，北极周围十纬度范围内的森林是包括霸王龙在内的大动物的老家。“这简直让人费解。”他写道，“因为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一年中有三个月的时间处于黑暗中。”不仅如此，现在有证据显示，那些高纬度地区的冬天也很冷。氧同位素研究表明，在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地区，白垩纪晚期的气候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霸王龙在那里干什么呢？它们要么季节性地长距离迁徙，要么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在冰雪交加的黑暗中度过。在澳大利亚，那时的位置比现在离南极更近，要撤到气候比较暖和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恐龙又是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设法生存下来的呢？这事儿我们只能猜猜了。
有一点必须记住，要是由于什么原因再次开始形成冰盖，这一次有更多的水可以利用。五大湖、哈德孙湾，还有加拿大无数的湖泊，它们那时还不存在，没有为上一个冰川期提供原料，它们是上一个冰川期的产物。
另一方面，在我们历史的下一阶段，我们会看到大量的冰盖融化，而不是形成。如果所有的冰盖都融化，海平面会上升六十米，也就是二十层楼那么高。全世界所有沿海城市都会被淹没。更可能的是，至少在短期内，南极洲西部的冰盖会塌陷。在过去五十年时间里，南极洲周围水域的温度升高了二点五摄氏度，冰盏塌陷已经大大加剧。这个地区的地质构造特点让大规模塌陷更有可能发生。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全球海平面会平均上升，而且速度很快，四点五到六米。
有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年代是严寒还是酷热。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生活在刀刃上。
顺便说一句，从长远来看，冰川期对地球不是坏事。冰川磨碎岩石，留下新的肥沃的土壤；它们开凿出淡水湖泊，为数以百计的生物种类提供丰富的养分；它们推动了动植物的迁移，让地球充满生机。正如提姆·弗兰纳里所说：“要想确定一块陆地上人类的命运，你只需问问那块大陆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像样的冰川期？’”记住这一点，咱们接着看看，有没有一种类人猿能应对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