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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自然史博物馆里那些你不知道的秘密。你知道吗？在伦敦自然史博物馆里啊，可不光是游客们看到的那些恐龙骨架和标本，在那些昏暗的走廊里，那些陈列着矿物、鸵鸟蛋的玻璃柜后面，藏着一扇扇神秘的门。说是神秘，其实也就是不起眼，一般人根本不会注意。
偶尔啊，你会看到一个头发乱糟糟，一看就是搞研究的学者，神色匆匆地从一扇门里走出来，然后又消失在另一扇门里。但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大多数时候，那些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你都想象不到里面藏着一个更加庞大、更加精彩的自然史博物馆。
你知道吗？这博物馆里头啊，收藏了大约七千万件物品，涵盖了生命的每一个范畴，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每年还在增加十万件左右！但是，只有当你亲眼看到那些不对外展出的东西，你才会明白这儿真是个宝库。
你看啊，大大小小的柜子里，长长的房间里，架子上摆满了浸泡在瓶子里的动物标本，几百万只昆虫被别在卡纸本里，抽屉里塞满了亮闪闪的软体动物、恐龙骨头、早期人类的头骨，还有无数被压平的植物标本。
哎呦喂，你简直就像在漫游达尔文的电脑！光是贮藏室里，就有二十多公里长的架子，上面摆满了装满甲基化酒精的罐子，里面泡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这儿放着约瑟夫·班克斯在澳大利亚采集的标本，亚历山大·冯·洪堡在亚马孙河流域采集的标本，还有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船远航时采集的标本，还有好多要么特别稀有，要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标本。
谁不想伸手摸一摸呢？还真有人这么干过！话说1954年，博物馆从一个叫理查德·迈纳茨哈根的收藏家那儿收到了一批鸟类标本。这迈纳茨哈根啊，可是《阿拉伯半岛的鸟类》的作者，还写过不少学术著作呢。他一直都是博物馆的忠实访客，几乎每天都来做笔记。
结果箱子一到，管理人员赶紧打开一看，好家伙，一大批标本上贴着博物馆自己的标签！原来，这迈纳茨哈根多年来一直在“收藏”标本！怪不得他一年四季都喜欢穿大衣呢！
还有啊，几年后，软体动物部门的一个老常客，人家说他可是“一位挺杰出的绅士”，他正把价值连城的海贝壳塞进齐默助行架的空心腿里的时候，被当场抓住了！
理查德·福泰带着我参观博物馆的不对外开放部分的时候，若有所思地说：“总是有人对这里的东西垂涎三尺。”咱们漫步穿过一个又一个部门，看到人们坐在大桌子跟前，仔细研究着节肢动物、棕榈叶子和成箱的发黄的骨头。
这里的人，都在不慌不忙地从事一项永远也完不成的宏大事业，所以也没必要着急。1967年，博物馆发表了一份关于约翰·默里探险的报告，那是一次对印度洋的考察，可那时候距离探险结束已经四十四年了！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是按自己的节奏办事的。
包括我和福泰坐的那部小电梯。电梯里有个学者模样的老头儿。电梯慢吞吞地往上移动，福泰和老头儿亲切地聊了起来。
那个人走了以后，福泰对我说：“他是个很可爱的家伙，名叫诺曼，四十二年来一直在研究一种名叫金丝桃的植物。他1989年退休了，但还是每个星期都过来。”
“研究一种植物要花四十二年？”我问。
“有点儿不可思议，对吧？”福泰表示赞同，他想了片刻，“他显然研究得很透彻。”电梯门开了，面前是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出口，福泰有点儿不知所措：“这就怪了，过去这儿是植物部。”
他按了按电钮，咱们又上了一层楼。我们爬上后楼梯，小心翼翼地穿过几个别的部门，终于找到了通往植物部的路。于是，我被介绍给了莱恩·埃利斯，以及那个静悄悄的苔藓世界。
埃默森不是说过嘛，苔藓喜欢生长在树木的北侧，其实他说的是地衣，因为那时候苔藓和地衣是不分的。真正的苔藓对生长的地方其实并不挑剔，所以它们不能充当天然的指北针。实际上，苔藓啥也充当不了。
亨利·S·科纳德在《怎么识别苔藓和叶苔》这本书里说：“也许哪一大群植物也不像苔藓那样几乎毫无用处，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经济上。”
但是，苔藓是一种繁殖力很强的植物。即使不算地衣，苔藓也是个兴旺的王国，大约有七百个属，一万多个种。A.J.E.史密斯写的那本厚厚的《英国和爱尔兰的苔藓群》长达七百页，但英国和爱尔兰还不是突出的苔藓之乡。
莱恩·埃利斯对我说：“到了热带你才会知道苔藓之繁多。”他是个文静寡言的人，在自然史博物馆干了二十七年，从1990年开始担任这个部门的主任。“要是你去马来西亚的雨林，你很容易发现新的物种。不久前我自己也去过。我往下一看，就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记录过的物种。”
“所以，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物种没有被发现？”
“哦，没错儿，大家都心里没数。”
你也许觉得，世界上没多少人愿意花毕生的心血来研究这个不起眼的东西，但实际上研究苔藓的有好几百人，他们对自己的课题怀有强烈的感情。“哦，是的，”埃利斯对我说，“会议往往开得很活跃。”
我请他举个有争议的例子。
“哎呀，这儿就有一个，是你的一位同胞挑起来的。”他微微一笑，翻开一本厚重的参考书，里面包含几幅苔藓的插图。在外行人看来，这些苔藓最醒目的特点是彼此看上去都差不多。“那个，”他指了指一种苔藓说，“它们原本是一个属，镰刀藓属。现在重新分成了三个属：镰刀藓属、Warnstorfia和Hamatacoulis。”
“大家有没有因此动手打起来？”我问，也许还真有点希望。
“哎呀，这是很有道理的。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这意味着要花很多时间来重新整理收藏品，那些书也一度过了时，因此大家有点牢骚，你是知道的。”
他对我说，苔藓也有好多谜。有个著名的例子，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苔藓，名叫斯坦福湿地藓，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发现的，后来又发现它生长在英国康沃尔半岛的一条小路边，但在中间的哪儿也没有遇到过。它怎么会存在于两个天各一方的地方，这是个谜。“现在，它被称为斯坦福棕色藓，”埃利斯说，“又是一次修正。”
我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要是发现了一种新的苔藓，就要把它和所有别的苔藓进行比较，看看是不是已经有过记录。接着，你就要写出正确的描述，准备好插图，把结果刊登在体面的杂志上。对于苔藓分类学来说，二十世纪算不上是个丰收时代。那个世纪的许多工夫都花在清理十九世纪留下的混乱和重复的摊子上。
十九世纪是个采集苔藓的黄金时代。查尔斯·莱尔的父亲就是个研究苔藓的大人物。有个叫乔治·亨特的英国人孜孜不倦地寻找英国的苔藓，他很可能为几种苔藓的灭绝起了作用。但是，多亏了这样的努力，莱恩·埃利斯的收藏品才成为世界上最全的收藏品之一。他总共有七十八万件标本，压在又大又厚的纸本里。
有的非常古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上面蛛丝般地写满了说明，有些可能是罗伯特·布朗的手迹。布朗是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植物学家，他发现了布朗运动和细胞核。他创建了该博物馆的植物部，并在最初的三十一年里主持这个部门，直到他1858年去世。
所有的标本都保存在油光光的旧红木框子里。这些柜子非常精美，我谈了几句看法。
“哦，那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东西，是从他在索荷广场的家里搬来的，”埃利斯漫不经心地说，仿佛是在鉴定刚从宜家家居买来的家具，“他做这些柜子是为了存放从‘奋进’号航行中搜集来的标本。”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些柜子，好像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不知道我们最后怎么在苔藓学领域跟它们打上了交道。”
这句话里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约瑟夫·班克斯是英国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奋进”号航行，是库克船长绘制1769年金星凌日图、宣布澳大利亚为皇家殖民地的那次航行，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探险。班克斯支付了一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六十万英镑，让自己和另外九个人，一名博物学家、一名秘书、三名美术家和四名仆人，加入了这次为期三年的环球探险活动。
天知道性格粗率的库克船长是怎么和这帮子文绉绉的、娇生惯养的人相处的，但他似乎很喜欢班克斯，禁不住钦佩他在植物学方面的才能。
没有哪个植物考察小组取得过那么大的成就。过去没有，此后也没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次航行将许多不大知名的新地方，火地岛、塔希提岛、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占为殖民地，但主要是因为班克斯是个敏锐和天才的采集家。
即使由于检疫规定而未能在里约热内卢上岸，他还是为船上的牲口偷偷弄来一包饲料，做出了新的发现。似乎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目光。他总共带回来三万件植物标本，包括一千四百件以前没有见过的，能为世界上已知的植物总数增加大约四分之一。
但是，在一个渴求知识几乎到了荒唐程度的时代，班克斯的巨大收获只是总收获的组成部分。采集植物在十八世纪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狂热。荣誉和财富都在等着能发现新物种的人。植物学家和冒险家们竭尽全力来满足世人对新奇植物的渴求，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托马斯·纳托尔，就是那个以卡斯珀·威斯塔的名字来命名紫藤的人，来到美国的时候还是未受过教育的印刷工，但他发现自己对植物很感兴趣，徒步来回穿越半个美国，采集到了几百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植物。
约翰·弗雷泽，福莱氏冷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花了几年时间在荒野里为叶卡捷琳娜大帝采集标本，最后发现俄罗斯已经换了个新沙皇。新沙皇认为弗雷泽是在发疯，拒绝兑现他的合同。弗雷泽把全部东西带回切尔西，在那里办了个苗圃，向英国乡绅们出售杜鹃花、木兰、弗吉尼亚匍匐植物、紫菀，以及其他来自殖民地的奇花异草，令他们欣喜万分，他自己也挣了不少钱。
只要有合适的发现，就能挣到大钱。业余植物学家约翰·莱昂花了艰苦而又危险的两年时间采集标本，收到了相当于今天十二万五千英镑的回报。然而，许多干这种事的人完全出于对植物学的热爱。纳托尔把自己找到的大部分标本赠给了利物浦植物园。最后，他成为哈佛植物园的主任，《北美植物志》的作者。
那只是植物部分。还有新世界的全部动物群，袋鼠啊，鹬鸵啊，浣熊啊，红猫啊，蚊子啊，还有别的难以想像的奇特东西。地球上的生命量似乎是永无尽头的，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一首著名的诗里指出的：
“所以，博物学家注意到，一个跳蚤
捕食较小的跳蚤；
较小的跳蚤还有更小的跳蚤可以咬。
哪是尽头谁知晓。”
所有这些新的信息都需要归档、整理并与已知的信息进行比较。世界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分类体系。幸亏瑞典有个人已经准备停当。
他的名字叫卡尔·林奈，后来经过允许又改名为更有贵族味的冯·林奈，但现在人们只记得他已经拉丁化的名字Carolus Linnaeus。他生于瑞典南部的拉舒尔特村，父亲是个贫穷而又雄心勃勃的路德教助理牧师。他在学业上很懒惰，因此他的父亲又气又恼，把他送到，据有的说法，是差一点把他送到，补鞋匠那里去当学徒。
想到自己一辈子要往皮子里敲钉子，小林奈不寒而栗，恳求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此后，他始终坚持要在学术上做出成绩。他在瑞典和荷兰攻读医学，虽然他渐渐对大自然产生了兴趣。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他使用自己制定的体系，开始为世界上植物和动物的物种编制目录。他的名气渐渐响了起来。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心安理得地对待自己的名气。他花了很多业余时间来绘制和美化自己的肖像，宣称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更伟大的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他的分类体系是“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他还谦虚地提出，他的墓碑上应当写上“植物王子”的墓志铭。对他的赞扬备至的自我评估提出质疑绝对不是一件明智的事。这么做的人往往发现自己的名字被用来命名野草。
林奈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他持久不变地，有时候可以说是狂热地，对性感兴趣。某些双壳类动物和女性外阴的相似性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有一种蛤蜊的一些部位他给起名为“外阴”、“阴唇”、“阴毛”、“肛门”，以及“处女膜”。他按照生殖器官来对植物进行分类，把它描述得会像人那样谈情说爱。他在描述花朵及其行为时，经常提到“乱交”、“不能生育的情妇”和“新婚之床”。到了春天，他在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里写道：
“爱情甚至来到植物中间。男男女女……举行婚礼……以性器官来显示谁是男的，谁是女的。花儿的叶子当做新婚之床，这一切造物主已经作好了极好的安排，挂起了如此高雅的床幔，洒上各种各样淡雅的香水，新郎和他的新娘可以在那里更庄严地庆祝婚礼。一旦床铺这样准备停当，接着就到了新郎拥抱新娘，把自己交托给她的时候。”
他把一种植物命名为“阴蒂”，即蝶豆属。许多人认为他很古怪，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他的分类体系是极富魅力的。在林奈之前，植物的名字过于繁琐，长得不可开交。林奈把它缩短为Physalis anguulata，也就是灯笼草。由于名称不一，植物界简直一片混乱。林奈干脆把它叫做Rosa canina，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大刀阔斧地缩短植物名称，使这些名称对大家有用并为大家接受。
林奈分类系统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我们很难想像还能有别的体系来取而代之。而在林奈之前，分类体系是极其随意的。动物的分类标准可以是：野的还是家的，陆生的或水生的，大的还是小的，甚至它们被认为是漂亮和高贵的还是无足轻重的。林奈按照生理特征来进行分类，把纠正上述不足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分类学再也没有走回头路。
这一切当然都要花时间。他的大作《自然体系》在1735年的第一版只有十四页。但是，它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到了第十二版，已经扩展到三卷，长达二千三百页。最后，他命名或记录了大约一万三千种植物和动物。
林奈有着没有人可以相比的地方：连贯、有序、简洁、及时。虽然他的作品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已经问世，但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才在英格兰闻名遐迩，使林奈在英国博物学家的眼里成了个元老式的人物。别处都没有那样热情高涨地采用他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林奈协会设在伦敦而不是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原因之一。
林奈不是完美无瑕的。他的作品里收集了怪兽和“怪人”，轻信水手和其他想像力丰富的旅行家的描述。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当时是个很容易受骗上当的时代。不过，总的来说，林奈的差错被他那健全而往往又英明的分类方法抵消了。他取得了许多别的成就。其中，他认为鲸与牛、鼠和其他普通的陆生动物同属四足哺乳动物这个目，后来又改名为哺乳动物。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
开头的时候，林奈打算以一个属名和一个数字来记录每一种植物，如旋花1号、旋花2号等等。但很快发现这种办法不大令人满意，接着又想出了以双名来分类的办法。直到今天，双名分类法仍是该体系的核心。
许多人为这个体系往往比较粗俗而感到不安。这有点儿讽刺意味，因为在林奈之前，许多植物和动物的俗名也是很低级的。因此，当他们发现那位自封的植物王子竟然在他的作品里不时插入阴蒂属、性交属和外阴属这类名称，大家不免觉得有点儿不快。
在随后的年月里，许多这类名称渐渐地被弃之不用，为了满足自然科学越来越专门化的需要，又引入了许多别的高雅名称。尤其是，那个体系又渐渐采纳了一批等级名称作为基本架构。“属”和“种”，博物学家们在林奈之前已经使用了100多年；在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纲”和“科”开始使用；而“门”是1876年才创造出来的；直到二十世纪初，“科”和“目”一直被认为可以替换使用。
林奈曾把动物界分为六类：哺乳动物类、爬行动物类、鸟类、鱼类、昆虫类和蠕虫类，凡是不能放在前五类的都放在第六类。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把龙虾和小虾都放在蠕虫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于是就创建了许多新的种类，如软体动物类和甲壳动物类。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分类在各国用得很不统一。为了重新统一步调，英国人于1842年宣布了一套新的规则，但法国人把这看成是专横跋扈，动物学会马上予以反击，提出了自己的与之相矛盾的法则。与此同时，美国鸟类学会决定把1758年版的而不是别处使用的1766年版的《自然体系》作为所有命名的基础，原因不明。直到1902年，在国际动物学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博物学家们才终于开始显示出妥协精神，采用了统一的法则。
分类学有时候被描述成一门科学，有时候被描述成一种艺术，但实际上那是一个战场。即使到了今天，那个体系比许多人认为的还要混乱。除此以外，情况很快变得越来越模糊。许多生物学家坚持认为总数大约是30个门，但有的认为20来个门比较合适，而爱德华·O·威尔逊提出的数字高达惊人的89门。
在更平常的层面上，对物种叫法不一的可能性更大。也不是个大问题，不会激起许多非植物学家的热情，但在有关的人士当中可以引发非常激烈的争辩。问题在于，世界上总共有五千种草，其中许多连懂草的人看起来也极其相像。结果，有几种至少被发现和命名了二十次，好像几乎没有哪种草不是被独立发现至少两次的。
为了解决在全球范围存在的差异，一个名叫国际植物分类学协会的组织对次序和重复的问题做出裁决。它不时下达命令，宣布从今以后加州倒挂金钟要被称做柳叶菜。
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都是归拢归拢的小问题，不会引起多少注意。但是，要是他们有时候触犯了人们心爱的庭园植物，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片愤怒的尖叫声。20世纪80年代末，普通的菊花根据表面看来是合理的原则被逐出了同名的属，归到了不大有意思的山菊属。
种植菊花的可是一批自尊心很强的人，而且人数很多。他们向种子植物委员会提出抗议。这个委员会听上去很别扭，但实际上是存在的。虽然关于命名的一些规定应该严格遵守，但植物学家们对情绪不是无动于衷的，于1995年撤消了那个决定。由于类似的情况，碧冬茄属植物，以及一种常见的朱顶兰属没有遭受降格的命运。但是，许多种老鹳草属植物不在其列，几年以前，在一片抗议声中，那些植物被转到了天竺葵属。
同样的争吵，同样的重新分类，也发生在所有别的生物领域，因此要得出个总数完全不是你想像的那么容易。结果，究竟有多少东西生活在我们这颗行星上，我们心里没数，用爱德华·O·威尔逊的话来说，“连个最接近的大概数”都不知道。据估计，这个数字是从三百万到两亿不等。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世界上多达百分之九十七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尚待发现。
在已知的生物中，百分之一百种当中有九十九种以上只有一个简单的描述，一个科学名称，博物馆里的几个样品，科学杂志上的零星说明。威尔逊是这样描述我们的知识状态的。他估计已知的各类物种为一百四十万种，但接着说那只是一个推测。别的权威认为已知的物种数量要稍稍多一点儿，大约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八十万种不等，但这些东西没有个集中记录的地方，因此无法去哪里核对数字。总之，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我们实际上知道些什么。这就是我们目前令人不可思议的状态。
原则上，我们可以去找每个专门领域的专家，问问他们的领域里有多少个物种，然后加起来得出个总数。许多人实际上也是那么做了。问题在于，任何两者得出的总数很少吻合。
你可以找到很有把握的断言称已被描述过的蚯蚓是四千种，也可以找到同样很有把握的断言说是1.2万种。就昆虫而言，数量在七十五万到九十五万种不等。至于植物，公认的数量是在二十四万八千到二十六万五千种之间。这个误差似乎不算很大，却是整个北美的有花植物数量的二十倍以上。
把东西整理得有条不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科林·格罗夫斯开始系统研究二百五十多种已知的灵长目动物。结果发现，同一种动物往往被描述了两次以上，有时候是七次，而那位发现者还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的动物在科学界早已知道。格罗夫斯花了四十年时间才把这一切整理出来。
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生命，虽然实际数量只能根据推断，有时候是漫无边际的推断来进行估计。
特里·欧文在巴拿马雨林里用杀虫剂喷洒了十九棵树，然后捡起从树上掉进他网里的一切东西。在他的捕获品当中，有1200种甲虫。根据别处甲虫的分布情况、森林里别的树生物种的数量、世界上森林的数量、别的昆虫的种数等等变量，他估计整个地球上有三千万种昆虫，他后来说，这个数字还很保守。别人利用同样的数据得出的昆虫数量是1300万种、8000万种或1亿种。这清楚地说明，得出一个结论无论多么仔细，这样的数字少说也是推测和科学平分秋色。
据《华尔街日报》说，世界上“大约有一万名活跃的分类学家”。但是，该报接着又说，由于成本和文字工作的原因，每年只有大约一万五千个各个类型的新物种登记入册。
“目前面临的不是生物多样性危机，而是分类学家危机！”柯恩·梅斯大声疾呼。梅斯是非洲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脊椎动物部的主任。
他对我说，整个非洲没有专门的分类学家。“象牙海岸过去有一个，但我认为他已经退休了。”培养一名分类学家要花八到十年时间，而在非洲没有接班人。“他们是真正的化石。”他说，他自己到年底也要走了。他在肯尼亚待了七年，不会再续签合同。“没有资金。”
英国植物学家G.H.戈弗雷指出，各地的分类学家都经常“缺少地位和资源”。结果，“不知名的出版物里对许多物种的描述都很蹩脚，没有人会努力把一个新的分类单元与现存的物种和分类联系起来”。而且，分类学家的许多时间不是用于描述新的物种，而是完全用于整理旧的物种。
为了使事情跟上时代，《连线》杂志两位主办人之一凯文·凯利发起成立一个组织，名叫“所有物种基金会”，旨在发现每一种生物并把它记录在数据库里。据估计，这么搞一下的费用从十三亿到三百亿英镑不等。
这些数字表明，要是有1000万种昆虫尚待发现，要是发现的速度还是停留在现在的水平，要确切搞清全都昆虫的种类就需要一万五千多年。要搞清动物界的其他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么，我们为什么只掌握那么一点儿情况呢？原因差不多与有待清点的动物数量一样多，下面列出几个主要原因。
大多数生物很小，容易被忽略。实际上，这不总是一件坏事。要是你知道你的床垫是大约200万个螨虫的家园，它们在凌晨一两点钟钻出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你的皮脂，美美地吃着你在打盹儿或翻身时掉下来的又香又脆的皮屑，你也许不会睡得那么香。光你的枕头上就可能生活着四万个微生物。
别以为换了个干净枕套会起什么作用。要是你的枕头已经用了六年，据估计，它十分之一的分量来自脱下来的皮屑、活的螨虫、死的螨虫和螨虫的屎。
这些螨虫自古以来就和我们在一起，但是直到1965年才被发现。
要是像床里的螨虫这样的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动物直到彩色电视时代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对大多数别的小生物几乎不了解，这是不足为怪的。要是你走进森林，俯下身去抓起一把土，你就会抓起100亿个细菌，其中大多数是科学界不知道的。你的样品里还会有大约100万个胖乎乎的酵母，大约20万个毛茸茸的小真菌，大约1万个原生动物，以及各种轮虫、扁虫、圆虫和其他微生物。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也还不清楚。
最全面的微生物手册《伯吉氏系统化细菌学手册》列出了大约4000种细菌。挪威科学家在实验室附近的山毛榉林里随意采集了一克泥土，仔细分析了里面的细菌含量。他们发现，这个小小的样品里就有四五千种不同的细菌，比《伯吉氏手册》里收录的全部数量还要多。
接着，他们来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又抓起一克泥土，发现里面有四五千种别的细菌。
我们没有找对地方。在《生命的多样性》一书中，威尔逊描述了一位植物学家，花了几天时间在婆罗洲一万平方米的丛林里转了转，就发现了1000种新的开花植物，比整个北美洲发现的还要多。那些植物不难发现，只是以前没有人去那里找过。
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科恩·梅斯对我说，他去了一处云林，花了半个小时“不大仔细找”就发现了四种新的倍足纲节肢动物，其中三种代表新的属，以及一种新的树。
热带雨林覆盖地球表面的大约百分之六，但是它们是一半以上的动物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开花植物的生活场所，这部分生命绝大部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因为极少有研究人员在它们身上花时间。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其中的许多很可能非常宝贵。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开花植物的药用特性从未得到测试。由于无法逃脱食草动物，植物不得不想出复杂的化学防御措施，因此尤其含有丰富的化合物。即使现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全都处方药来自仅仅四十种植物，还有百分之十六来自动物或微生物。
寻找未知的东西不完全是一件要去偏僻或遥远地方的事情。在《生命：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一书中，理查德·福泰指出，有一种古老的细菌是在一家乡村酒店的墙上发现的，“世世代代的男人都在那儿撒尿”！
专门人才不足。需要发现、研究和记录的东西实在太多，干这活儿的科学家供不应求。
以名叫吸螨的那种生命力很强而又鲜为人知的微生物为例，那种微生物几乎可以在任何环境里生存。当条件恶劣的时候，它们就缩成一团，关闭新陈代谢系统，等待好的年景。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把它们扔进沸水里或把它们冷冻到接近绝对零度。
这种微生物迄今已经发现了五百种，但谁也不知道总共究竟有多少种。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的已知种类都归功于一位业余人员的努力。他是伦敦的一位办事员，名叫戴维·布赖斯，在业余时间研究吸螨。你可以请世界上所有的吸螨专家到家里吃饭，而用不着向邻居借盘子。
世界确实是个大地方。新西兰有一种不会飞的大鸟，名叫短翅水鸡，被认为已经在二百年前灭绝，接着发现它们生活在该国南岛的荒山野岭。1995年，一个法国和英国科学家考察队在西藏一个偏僻的山谷里迷了路，偶尔碰上了一种新的马，名叫Riwoche，这种马以前只是从史前的山洞壁画上知道。那个山谷的居民吃惊地获悉，那种马在外面的世界被认为是一种珍品。
有的人认为，更令人吃惊的事还在等着我们。也许有意思的是，杂志没有提到该民族生物学家的名字；也许更有意思的是，此后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也再也没有那种大地懒的音信。然而，在调查过每一片林中空地之前，谁也不敢肯定说那里没有这种动物，而我们距离实现那个目标还很遥远。
但是，即使我们培养出几千名野外考察工作者，把他们派到天涯海角，这可能还不够，因为凡是能有生命的地方都有生命。
我们也许会本能地认为，我们不可能发现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一件令人泄气的事，甚至是一件令人可怕的事，但这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一件极其激动人心的事。我们所生活的这颗行星，几乎有着给人惊喜的无限本事。
在浏览现代科学支离破碎的学科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几乎总是发现许多人愿意花费毕生的心血来探索最花时间的冷门领域。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一篇散文中指出，他起名为亨利·爱德华·克兰普顿的主人公花了五十年时间，从1906年直到1956年去世，不声不响地研究波利尼西亚的一种名叫柄眼蜗牛的陆地蜗牛。年复一年，克兰普顿把数不清的柄眼蜗牛的螺层、弧度以及和缓的弯曲度一遍又一遍地测量到最精细的程度，到小数点后面8位，把结果编成了许多详详细细的表。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艾尔弗雷德·C·金西以研究人类的性活动出了名。可以说，在脑子里充满性问题之前，金西是一位昆虫学家，而且是一位执著昆虫学家。在一次历时两年的探险活动中，他跋涉了4000公里，采集了30万件黄蜂标本。
我在伦敦自然史博物馆分手的时候，我问理查德·福泰，当一个人离去的时候，科学界是怎么确保有人来接他的班的。
听了我的问题以后他纵情地格格一笑：“恐怕不像是有替补队员坐在板凳儿上等着被叫上场的情况。要是有个专家退休或不幸去世，那个领域的事情有可能中断，有时候要中断很长时间。”
“我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是有个人花了四十二年时间来研究一种植物，即使没有出什么很新的成果，你们也会觉得很宝贵，对吗？”
“一点儿不错，”他说，“一点儿不错。”他说的确实好像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