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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大家好！今天咱来聊聊《心理学勇士的诞生》这第九章，感觉就像打开了一本尘封已久的日记，满满的都是故事啊！
话说1973年秋天，丹尼尔就有点儿明白了，他和阿莫斯这俩人的关系，估计没几个人能真正理解。上个学年，他们俩在希伯来大学一起开了个研讨课，结果，哎呦喂，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丹尼尔说，阿莫斯面对一帮人，就没了私下里那种温暖的感觉， “和众人在一起时，我们各行其是，格格不入。” 丹尼尔这样形容。“我们要么打断对方的话头取笑对方，要么针锋相对。没有人见过我们在一起共事，也没有人知道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说起来，如果撇开性别因素，他们俩简直就像一对恋人！关系那叫一个深，比和其他任何人都亲密。最先注意到这点的，是他们的妻子们。芭芭拉就说，“他们比夫妻还亲密！我想，他们都是被对方的智慧给吸引住了。这种相互吸引就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丹尼尔也感觉到了，自己老婆好像有点儿介意，阿莫斯呢，背着芭芭拉夸她挺识大体，应对得当。丹尼尔坦白说：“和阿莫斯共处时，我有一种和别人在一起时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是真话。你会爱上一个人，或是爱上一个物件，但是在我看来，我是被他迷住了。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的确很让人不可思议。”
更有意思的是，拼命想维持这份亲密关系的，反而是阿莫斯。丹尼尔说自己是个“惯于退缩不前的人”，总想着保持点距离，怕哪天离开了阿莫斯，会无所适从。
哎，转眼就到了赎罪日那天，埃及和叙利亚联军突然向以色列发起了进攻，当时加州还是凌晨四点呢！以色列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阿莫斯和丹尼尔那时还在美国，正琢磨着怎么成为决策分析领域的专家。一听到开战的消息，俩人立马就往机场跑，坐上了最早的班机飞往巴黎，因为丹尼尔的姐姐在以色列领事馆工作。战争时期，一般人想进以色列可不容易，每一架以色列航班都挤满了飞行员和指挥官，他们要回去顶替那些阵亡的战友。那阵势，只要是个能打仗的以色列人，都想着回去参战。埃及总统萨达特也知道这点，还放出话说要击落所有试图降落在以色列的民用飞机。
丹尼尔和阿莫斯暂时在巴黎等着，他姐姐想办法把他们送上飞机。这段时间，两人买了战靴，那种帆布做的，比以色列军队发的皮靴要轻便多了。
那时候，芭芭拉·特沃斯基正带着大儿子去耶路撒冷的一家急诊所。儿子和弟弟比赛用鼻子顶黄瓜，结果赢了。开车回家的时候，突然一堆人围住了他们的车，大声喊着让芭芭拉让路。国家都乱套了！战斗机在耶路撒冷上空低空盘旋，提醒所有预备役部队各就各位。希伯来大学又停课了。阿莫斯家附近往日的宁静，被彻夜轰鸣的军用卡车给打破了，整个城市一片漆黑，街灯都关了。有车的人都用胶带把刹车灯给封起来。天上的星星，哎呦，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亮，但是局势也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忧虑。芭芭拉头一次意识到，以色列政府在隐瞒实情，这场战争跟以往不一样，以色列可能要完！她不知道阿莫斯在哪儿，也不知道他打算干什么，真是无计可施。国际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他们平时都是靠写信联系的。像芭芭拉这种情况的人可不少，一些在海外的以色列人回国参战，最后却被告知自己的亲人已经牺牲了。
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芭芭拉跑去图书馆查资料，写了一篇关于压力以及如何应对压力的新闻稿。几天后，晚上10点左右，孩子们都睡了，她一个人在书房工作，还把百叶窗都拉下来，怕漏光。这时候，突然传来了脚步声，是有人在跑！然后，阿莫斯突然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原来他和丹尼尔一起搭乘以色列航空专门运送回国作战人员的班机回来了。飞机在一片漆黑中降落在特拉维夫，连机翼上的灯光都没开。阿莫斯又跑到阁楼里，翻出了他的军装，现在上面挂着的是上尉军衔。军装还挺合身。凌晨五点，他就整装出发了。
阿莫斯和丹尼尔一样，被分配到了心理部门。自从50年代丹尼尔重新设计了人才选拔体系后，这个部门就越来越壮大了。1973年初，美国海军研究处派了个心理学家，叫詹姆斯·莱斯特，来研究以色列的军事心理，他在报告里详细描述了这个部门。莱斯特觉得奇怪，以色列的驾照考试制度是全世界最严格的，但是交通事故发生率也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同时，他也注意到，以色列军队对心理学家那是相当信任。“军官训练课上，不及格率大约在15%到20%之间，”他在报告里写道，“以色列军方对心理研究的威力深信不疑，以至于他们会要求人员选拔部门在第一周的训练中就甄别出那些有可能不合格的人员。”
莱斯特的报告里还提到，以色列军方心理部门的负责人是个狠角色，名叫本尼·沙利特。沙利特一直呼吁提高心理部门在军队里的地位，最后也算实现了。但是，他领导的这个部门，嗯……有点儿名不副实。他甚至想把亲自设计的徽章（橄榄枝和剑组成的图案）缝在制服上。莱斯特解释说：“其上是一只眼睛，象征着评价、视野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为了把心理部门变成一个作战单位，沙利特还想出了一些连心理学家都觉得荒唐的主意。比如说，他想通过催眠术，让阿拉伯人去刺杀自己的领导人！“有一回他真的把一个阿拉伯人给催眠了，”在心理部门工作过的丹妮拉·戈登回忆说，“他们把他带到了约旦边境，结果被他跑掉了。”
在沙利特的下属中，一直有个传言：沙利特掌握着以色列军队所有重要人物当年参军时的人格测试记录，还扬言要公开这些记录。不管真相如何，本尼·沙利特确实有种特殊的能力，让他能在以色列军队里混得风生水起。他曾经提过一个特殊要求，而且还被批准了，那就是把心理学家安排到作战部队里，以便在必要的时候，直接给指挥官提建议。“在实地工作的心理学家可以就各种非常规状况给出建议，”莱斯特在向上级汇报时这样说，“例如，有心理学家注意到，夏天行军的时候，步兵停下来喝饮料，会用弹药匣打开瓶盖，导致饮料库存受损严重。因此，建议在装备中配备开瓶器之类的工具。”沙利特手下的心理学家还建议把冲锋枪上多余的瞄准镜给卸了，还调整了机关枪部队之间的协作方式，目的是提高射击的准确率。总之，以色列军队里的心理学家是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美国海军部门的研究员得出结论：“在以色列，军事心理学发展得生机勃勃、势头强劲。以色列人的心理是否会演变为一种军事心理，这将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可是，本尼·沙利特手下那些实地心理学家，在真正的战争里能干些什么，谁也说不准。本尼·沙利特的副手伊莱·菲施霍夫说：“心理部门毫无头绪，战争发生得太突然了。我们唯一能意识到的，就是这一次可能在劫难逃。”短短几天时间，以色列军队的伤亡人数，按总人口的百分比来算，已经超过了美军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的伤亡率。以色列政府后来把这场战争形容为一场“人口统计学上的灾难”，因为很多精英人物都牺牲了。在心理部门，有人提议设计一套调查问卷，看看能不能采取些措施来提高军队的士气。阿莫斯抓住了这个机会，帮忙设计了一些问题，然后又多多少少利用这个机会更进一步地靠近了烽火圈。“我们开着一辆吉普车，颠簸在西奈的大街小巷中，想为国家助上一臂之力。”丹尼尔这样说。
看着丹尼尔和阿莫斯带着枪，开着吉普车驶向战场，他们的同事都觉得这俩人不要命了。亚法·辛格回忆说：“阿莫斯异常兴奋，像个小孩一样，但是，西奈太危险了，让他们带着问卷去西奈简直是送死。”被敌军的坦克和飞机发现还在其次，最危险的是遍布四野的地雷，一不小心就会没命。“他们只身前往，没有卫兵，只能自己保护自己。”他们的指挥官丹妮拉·戈登这样说。大家更担心的是丹尼尔。实地心理学部的负责人伊莱·菲施霍夫说：“我们最放心不下的是丹尼尔，对阿莫斯倒不太担心，因为他是个斗士。”
不过，在开着吉普车穿行于西奈的途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却是丹尼尔。“他从车里跳出来，拿着问卷向战士们发问。”菲施霍夫回忆道。阿莫斯更务实，但是丹尼尔却展现出一种天赋，能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问题，还能找出解决方案。在前往前线的路上，丹尼尔注意到路边堆积成山的垃圾：没吃完的罐头食品，都是美国军方提供的。他仔细检查了一下，看看哪些是士兵们吃掉的，哪些是被扔掉的（看起来他们都喜欢吃葡萄水果罐头）。后来，他写了篇文章，建议以色列军方对垃圾进行分析，确保给士兵提供他们真正喜欢的食物。这篇文章还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呢！
当时，以色列军队的坦克驾驶员损失惨重，阵亡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丹尼尔走访了坦克部队新兵训练营。在那里，新兵们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接受培训，以便能第一时间去前线接替那些牺牲的战友。新兵被分成四人小组，每两个小时轮换一次岗。丹尼尔指出，人们在短时间内重复次数越多，学习效果就越好。如果让新兵每隔半个小时轮换操作一次，就能更快地掌握坦克驾驶技巧。他还把这个理念引入到了以色列空军。由于埃及拥有苏联提供的新型地对地导弹，以色列军队的战斗机飞行员也遭受重创。其中，一支飞行中队的损失尤其让人震惊。空军将领打算彻底调查此事，必要的时候，还要处罚这个中队。“我记得那个将军指责某位飞行员的原话，说他驾驶的飞机‘被四枚导弹而非一枚导弹击中！’，好像以此能证明这个飞行员有多么的无能。”丹尼尔回忆说。
丹尼尔告诉这位将军，他犯了一个对样本量认识不足的错误。这支被视为低能的飞行中队所遭受的损失很有可能只是偶然。如果调查这个中队，肯定能找到一些可以解释目前结果的行为模式。比如说，可能是因为该中队的飞行员探亲的次数太多，或者是因为他们都喜欢穿花哨的内衣。但是不管他发现什么，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错觉。因为，飞行中队的总人数达不到标准，不具备统计意义。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次以责难为目的的调查会严重打击士气。调查的唯一意义，也许就是让将军展示一下居高临下的权威吧。听完丹尼尔的一番话，将军就中止了调查。“我认为这是我对战争做出的唯一贡献。”丹尼尔这样说。
丹尼尔意识到，现在做的这件事——给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发放问卷——毫无意义。很多士兵都有心理创伤。“我们想去帮助这些受到惊吓的人，还想评估他们的创伤，”丹尼尔说，“每个士兵都被战争的惨烈程度给吓坏了，但也有一些人无从作为。”受到惊吓的以色列士兵有点像抑郁症患者。丹尼尔明白，有些事情是他无能为力的，这就算其中之一。
他并不真的想待在西奈，不想以阿莫斯喜欢的方式待在那儿。“我记得自己有种虚度时光的感觉——纯粹是在那儿浪费时间。”他说。当他们驾驶的吉普车再一次把丹尼尔从后座上颠起来时，他彻底结束了这段旅程——只留下阿莫斯一人去发放问卷。
后来，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开展了一项战争调研，名叫“1973年阿以战争中的心理创伤研究”。从事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家注意到，这次战争的激烈程度超乎寻常，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战斗，至少在初期是这样。而且，战争带来的损失极其惨重。同时，他们还发现，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色列士兵被诊断出患有心理创伤。阿莫斯当初帮忙编写的那份问卷，包括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你在哪儿？你做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仗打赢了吗？为什么没打赢？诸如此类。“人们开始谈论自己的恐惧，”亚法·辛格回忆说，“开始谈论个人的情感。自独立战争以来，直到1973年，这一切都是不被允许的。我们个个儿都应该是超人，没人敢说自己心存恐惧。如果说了，可能就会没命不保。”
战争结束后，阿莫斯和辛格，还有从事实地心理学研究的另外两个同事，花了几天时间看完战士们提供的问卷反馈。他们在问卷里谈到了自己的作战动机。“人们有意隐瞒的信息竟然让人如此震惊，”辛格说。事后看来，士兵们透露给心理学家们的信息其实反映的是再明显不过的情感。“我们想知道，人们因何为以色列而战？”辛格说。“此前，我们一直认为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但是当看到士兵们的反馈时，一切都清楚了：他们为朋友而战，为家人而战。不是为国家，也不是为犹太复国主义。在当时，这不啻为一个重大发现。”在目睹自己亲爱的战友被炮弹炸成碎片，在看到最好的朋友因为走错方向而横尸街头后，这些以色列士兵第一次大胆说出了自己的情感。“读来真让人心碎。”辛格这样说。
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阿莫斯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一个在别人看来很愚蠢的决定。“他要去苏伊士沿岸亲眼见证战争的终结，”芭芭拉回忆说，“虽然他很清楚，停战后炮火依然在继续。”有时候，阿莫斯对待个人安危的态度，连他的妻子都无法接受。他又一次扬言说自己要从飞机上跳下去，只是因为这样会比较有趣。芭芭拉说：“我告诉他别忘了自己是孩子的父亲，这才让他打消了念头。”客观来说，阿莫斯不是一个追求刺激的人，但他有一种强烈的、孩子般的热情，以至于偶尔会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去那些没人愿意冒险前往的地方。
最后，他横跨西奈，来到了苏伊士运河。当时有传言说，以色列军队将直接奔赴开罗，而苏联人打算把核武器运往埃及，以钳制以色列的进攻。到达苏伊士之后，阿莫斯才发现，炮火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日益激烈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打仗时，有一个沿袭已久的传统，那就是在签订正式停火协议前，抓紧最后的机会尽可能多地消灭对方。核心思想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干掉敌人。在苏伊士运河附近晃悠的时候，为了躲避炮弹，阿莫斯跳进了一个战壕，正好压在一个以色列士兵的身上：
“你是炸弹吗？”这个士兵惊魂未定地问道。
“不是，我是阿莫斯。”他回答。
“这么说，我没死？”士兵又问。
“你没死。”他说。
以上是阿莫斯的叙述。除此之外，他就很少再提起这场战争了。
1973年年末，也可能是1974年年初，丹尼尔做了一场学术报告，之后他又做了很多次，题目是“认知局限与公共决策判断”。开头他说：“想到一个兼具情感系统和生理系统的有机体与一个被赋予超能力的、仅凭按动几个按钮就能毁灭一切生物的丛林鼠并无太大差异，这不免让人心忧。”他和阿莫斯刚刚完成了关于人类判断的研究，现在他又发现了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古往今来，有多少重大决策不是在少数几个当权者的一念之间做出的？”决策者如果没能正视自己的思考过程，没能控制自己的感情用事，那么“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命运都因其领导人所犯的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而改写”。
在战争爆发之前，丹尼尔和阿莫斯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把他们在人类决策问题上的研究发现，应用到一些高风险决策领域。在这个所谓的“决策分析”的新领域，他们要把高风险的决策问题转化成一种工程问题。他们要设计一套决策系统。决策分析专家将和企业负责人、军队领导人，还有政府首脑坐在一起，帮助他们分析每一项决定，计算各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且给每一种可能的结果赋予相应的权重。假如我们想控制飓风，有50%的可能会降低飓风的风速，但也有5%的可能会误导那些真正需要撤离的人，让他们产生错误的安全感，那我们该怎么做？谈判的时候，决策分析师会提醒即将做出重大决定的人，别被本能的感觉给欺骗了。“我们的文化将会朝着以数字公式为引领的方向发展，这种总体上的变化会使不确定性研究获得一席之地。”阿莫斯在自己的讲座笔记里这样写道。阿莫斯和丹尼尔都认为，那些受高风险决策影响最大的人，比如说选民和持股人，可能会逐渐对决策判断的实质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他们会学会通过过程而不是结果来评价一项决定。决策者的任务将不再是保证绝对正确，而是要去弄清楚每一种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然后妥善应对。正如丹尼尔在以色列做讲座时所说，真正需要的是“从文化上转变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并且大胆尝试”。
至于某些决策分析师究竟是如何说服商界、军方、政坛等领域的领导者接受他们的引导，没人说得清楚。你要怎么才能说服一个重量级的决策者用数字来定义他的“贡献”呢？大人物不愿意让别人去挖掘他们的本能情感，就算他们自己也不愿意面对这种本能。难点就在这里。
后来，丹尼尔回忆了他和阿莫斯对决策分析失去信心的那个时刻。以色列情报部门没能预料到赎罪日那天遭遇的突袭，这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引发了一场大地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人都在反省。他们确实赢了这场战争，但结果却好像他们输了一样。损失更加惨重的埃及人在街上敲锣打鼓地庆祝，好像他们才是胜利者。在以色列，所有人都想弄明白是哪个环节出了错。战争爆发之前，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埃及人已经窥伺已久，但是以色列情报部门的人员仍然认为，只要他们保持自己的空中优势，埃及人就不会轻举妄动。结果，埃及人还是主动出击了。战争结束后，抱着可以做得更好的态度，以色列外交部成立了自己的情报部门。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兹维·拉尼尔找到了丹尼尔，想让他出手相助。最后，两人开展了一项精心设计的决策分析行动。基本理念是，在应对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时，用新的标准来衡量其严谨性。丹尼尔说：“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要废除常规的军情报告。情报部门递交的报告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写成的，而论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法在你阅读时带给你愉悦感。”作为替代，丹尼尔想要以数字的形式将各种可能性呈现给以色列领导人。
1974年，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作为中间人，竭力促成以色列与埃及之间，以及以色列与叙利亚之间的和平谈判。为了使行动取得成功，基辛格将中央情报局的评估结果提交给以色列政府，其中提到，如果和谈失败，很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丹尼尔和拉尼尔给以色列外交部部长伊加尔·阿隆提供了一些准确的数字，用于反映某些恶果出现的概率。他们总结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比如说，约旦政权更迭，美国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合法地位，以色列和叙利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等等。接着，他们采访了一些专家和资深观察家，以进一步确认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专家们的观点极其一致，他们对种种可能性没有太大的分歧。比如说，丹尼尔问他们，如果基辛格的斡旋失败，会对爆发叙以战争的可能性产生多大的影响？他们的回答基本都是“可能性会增加10%”。
然后，丹尼尔和拉尼尔把他们的评估报告呈交给以色列外交部（他们给这份报告取名“国家的赌注”）。外交部部长阿隆看着这些数字说：“可能性增加10%？差别不大嘛。”
这让丹尼尔大为震惊。如果基辛格的和谈斡旋失败，导致以色列和叙利亚展开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增加10%，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如果这样一个增幅都无法引起阿隆的兴趣，那多大的增幅才能让他感兴趣？10%是他们预估出的最准确的概率，但是很显然，外交部部长不打算接受这个概率。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丹尼尔说：“正是在那一刻，我决定放弃决策分析，没人会根据数字来做决定，人们需要的是对整件事的了解。”几十年后，当中央情报局要求他们描述一下自己在决策分析领域的经历时，丹尼尔和拉尼尔是这样写的：“以色列外交部对具体的概率并不关心。”如果参与赌局的人既不相信概率分析，也不愿意知道自己胜出的概率，那么把这个概率摆在桌面上还有什么意义？丹尼尔怀疑，之所以会这样，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数字的了解太少，所以不相信数字也能反映问题。所有人都认为概率是虚无的，只存在于某些人的思维中”。
在丹尼尔和阿莫斯的人生中，他们对思想火花的热情，有时候很难和他们对彼此的热情分割开来。事后看来，赎罪日战争之前和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的合作与其说是围绕一个又一个命题展开讨论，倒不如说是坠入爱河的两个人，为了能在一起而想方设法找出的借口。人们在不确定状况下凭借直觉做判断时会犯错误——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们觉得可以告一段落了。至于决策分析，他们曾经寄予厚望，但最终却发现它毫无用处。他们想就人类思维在应对不确定状况时的各种现象写一部著作，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始终停留在拟定提纲的阶段，就算写下几个章节的开篇，后来也都不了了之。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官员的判断能力遭到了民众的质疑。丹尼尔和阿莫斯意识到，他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改良现有的教育体系，以便给下一代领导人灌输一些有关科学思考的知识。“我们已经教会人们要提防那些在推理过程中易于进入的误区，”他们在写给那本始终没能完成的书里这样写道，“我们已经尝试将这些观点分享给政界和军方各个阶层的人，但是收效甚微。”
成年人的思维极易陷入自欺欺人的误区，而孩童则不同。丹尼尔针对小学生开设了一门有关判断力的课程，阿莫斯也在高中生中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之后两人一同拟定了出版计划。“这段经历让我们备受鼓舞。”他们这样写道。如果他们能把科学的思考方式教给以色列的孩子们，让他们学会辨别那些来自直觉，但其实是错误的想法，并进一步去纠正这些想法，那未来会怎么样呢？也许有朝一日，等这些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后，他们会认识到邀请亨利·基辛格再次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和平，是多么明智。只可惜，他们没有将这项工作继续推进下去。看来，在唤起公众注意力的过程中，他们总是更容易被对方的思想给吸引到一边去。
阿莫斯邀请丹尼尔做的，是去解决他本人在心理学领域产生的一个困惑：人们是如何做决定的？“有一天，阿莫斯对我说，‘关于判断的研究已经告终，我们来研究一下决策制定吧！’”丹尼尔回忆道。
判断和决策就像判断和预测一样，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对于阿莫斯，以及其他的数学心理学家来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做判断的时候，人们会估算概率。那家伙有多大可能会成为一个出色的NBA球员？那只3A等级的次级抵押贷款的风险有多大？X光片上的阴影是不是肿瘤？判断之后不一定能做出决定，但是做决定之前一定会进行判断。决策领域探究的是人们在形成某种判断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知道了概率，或者说自以为知道了概率或判断出概率之后，都做了些什么。该不该选那个球员？要不要买那只债券？做手术还是进行化疗？这个领域致力于了解人们在面对风险选项的时候会做什么。
研究决策制定的学生们多多少少地放弃了对现实世界的考量，而是把范围局限在那些人为构想出来的，由被试配合完成的，概率被清楚界定的实验上。人为构想出来的场景，在决策研究领域的作用，可以和遗传学研究中果蝇的作用相提并论，二者都被用来替代那些真实生活中无法孤立存在的现象。为了帮丹尼尔入门，毕竟他在这个领域完全是个门外汉，阿莫斯特地给了他一本本科生使用的数学心理学教程。这本教程是他和自己的老师克莱德·库姆斯，以及另外一个学生罗宾·道斯合著的。罗宾·道斯曾经在俄勒冈研究所配合丹尼尔完成了对汤姆W人格描述的分析，当时，他很自信地回答了“计算机科学家”，结果答错了。阿莫斯告诉丹尼尔，要对“个体决策制定”这个极长的章节进行重点阅读。
书里提到，决策理论始于18世纪早期。当时，热衷于掷骰子游戏的法国贵族要求宫廷数学家帮他们计算，怎么样投掷才能赢。在一轮赌局中，期望值就是所有结果的总和，反映的是某种结果出现的概率。扔硬币的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硬币正面朝上落下，你将得到100美元，而反面朝上落下，你将输掉50美元，那么这轮赌局的期望值就是100美元乘以0.5，再加上负的50美元乘以0.5，也就是25美元。玩这类游戏的时候，你的原则可能是期望值必须为正，否则你就不会参与。但是，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人们在下赌注的时候，似乎并不总是在追求期望值的最大化。他们也会接受期望值为负的那些赌局。如果不是这样，赌场存在的意义又何在呢？人们购买保险的时候，支付的保险金往往会高出他们的预期损失，要不然保险公司怎么盈利呢？为了解释一个理性的人为什么会甘冒风险，任何理论都至少应该考虑到人类的一些常规需求，比如说购买保险，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将期望值最大化。
阿莫斯的这本教程指出，决策理论的主要思想最早是由瑞士数学家丹尼尔·贝尔努利在18世纪30年代提出的。贝尔努利试图在单纯估算期望值的基础上，对人类行为做出更进一步的注解。他说：“假设有个穷人，他碰巧得到一张彩票，这张彩票要么一分钱不中，要么中得20000金币，它的概率是一半对一半，他是会将这张彩票的价值等同于10000金币？还是会用彩票去兑换9000金币？”答案是后者。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个穷人宁愿要9000金币，也不愿意冒险赌一把去赢得20000金币，贝尔努利认为这里面存在着隐蔽的假象。人们不是追求价值最大化，他说，人们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
对人们来说，所谓的“效用”是什么呢？（这个奇怪的、让人厌恶的字眼儿，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人给金钱赋予的价值”。）当然了，这取决于一个人原本的经济实力。当一个穷人手持期望值为10000金币的彩票时，他当然会认为把彩票兑换成到手的9000个金币更有“效用”。
预测人类行为的时候，仅仅凭借“人们会选择最想要的”这个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后人所说的“期望效用理论”之所以有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它把人性纳入了考虑。贝尔努利在“人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所具有的“风险规避”的心理。教科书上是这样定义“风险规避”的：“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每一笔新增的财富在他眼中的价值就越低。同样，每一笔新增财富的效用也会随着财富总量的增长而减少。”你挣到的第二笔1000美元，不如第一笔那么有分量，而挣到的第三笔1000美元，又不如第二笔那么有价值。你用来购买火灾保险的这笔钱，它的临界价值低于房子一旦失火后遭受的经济损失。正因为如此，购买保险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笔赔钱的交易，你还是会买。投掷硬币的时候，你有机会赢得1000美元，但是在你眼中，这1000美元的价值比不上你银行账户里已经存在，但可能会失去的另外1000美元，所以你拒绝了这场游戏。一个穷人会更在乎手头真实拥有的9000金币，因此即便冒险一赌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他也会拒绝。
这并不是说，因为具有贝尔努利所指出的这些特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就一定会这样行事。只能说他的理论似乎能够反映人们在真实世界里是如何对待金钱的。它可以很好地解释人们购买保险的动机，但是显然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买彩票。凡是与下赌注有关的事项都被它成功地忽视了。有意思的是，法国人本来是想从理论上解释人们是如何做出有风险的决定的，但是最后却也顺便让法国人学会了如何当一个精明的赌徒。
阿莫斯的这本教程在介绍完贝尔努利的思想之后，省略了效用理论发展演变的漫长过程，直接来到了1944年。在这一年，一个名叫约翰·冯·诺依曼的匈牙利犹太人，和一个叫作奥斯卡·莫根施特恩的奥地利反犹分子，不知何故联手发表了关于“理性原则”的文章。按照他们所说，一个理性的人在从两个命题中二选一的时候，不应该违背“传递性法则”：如果在A和B之间他倾向于A，在B和C之间他倾向于B，那么按道理他应该在A和C之间选择A。如果有人在A和B之间选择了A，在B和C之间选择了B，但最终又在A和C之间选择了C，那他就和“期望效用理论”背道而驰了。在冯·诺依曼和莫根施特恩的其他学说中，最重要的——鉴于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独立性法则”。根据这条法则，在进行二选一的选择时，你不应该受到新介入的无关选项的干扰。举个例子：你走进一家熟食店，想买一份三明治，店主说只能配烤牛排或者烤火鸡。你选择了火鸡。就在为你准备这份三明治的时候，他抬头对你说：“噢，对了，我这儿还有火腿。”然后你说：“好吧，那替我换成烤牛排。”冯·诺依曼和莫根施特恩的“独立性法则”其实是说，如果因为店老板的后厨里还有一些火腿，你就把原来点的火鸡换成了牛肉，那你的做法是不合常理的。
说真的，谁会在这种时候改变决定？“独立性法则”和其他涉及理性的法则一样，看起来都很合理，而且和人们在生活中的真实表现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
“期望效用理论”仅仅是一个理论学说，它并不具备解释和预测的能力，无法让我们知道人们在面临风险选择的时候会怎么做。从阿莫斯提供的教程中，丹尼尔并没有看出它的重要性，但是阿莫斯提起它时的那个样子，倒是引起了丹尼尔的重视。“在阿莫斯眼中，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丹尼尔这样说。尽管这条理论没有把自己标榜为了不起的心理学真理，但是阿莫斯和别人合著的教材却很明确地认可了它在心理学领域的地位。差不多每一个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包括所有从事经济相关工作的人，似乎都认为这条理论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普通人在面临风险选择的时候会如何做决定。这一认识上的跨越，对于经济学家至少产生了一个积极影响：在给政界领导人提供的经济建议中，一切都以赋予人们更多选择自由为原则，市场被放在了一边。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指望人类从根本上保持理性，那市场也应该保持理性。
阿莫斯对此显然有些怀疑，当他还在密歇根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时候，这种怀疑就已经存在了。对于别人的思想观点，阿莫斯总有一种想去找出其中漏洞的本能。他当然知道，仅靠理论预测不出人们的决定。他本人还专门调查过人们是如何违背“传递性原则”的——和理论假设恰恰相反。在密歇根大学读研的时候，他曾以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和监狱里的重刑犯为被试，一遍又一遍地让他们做选A还是选B、选B还是选C、选C还是选A的测试。测试结果证明，人们的行为并不符合期望效用理论的标准。但是，阿莫斯从来没有把这份疑虑深究下去。他见过人们偶尔犯下的错误，可是在人们做决定的过程中，他并没有看到任何始终不合理性的行为。他也尚不知道，如何才能将有关人性的洞察融合进人类决策问题的数学研究中。
截至1973年夏天，阿莫斯一直在想着挑战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决策理论，就像他和丹尼尔之前彻底颠覆人类判断遵循统计规律的那条学说一样。在和友人保罗·斯洛维克前往欧洲的旅途中，他向对方提到了自己的最新想法：要在决策理论领域为人性中的复杂面找到一席之地。“阿莫斯提醒说，切勿在实证研究中将‘期望效用理论’和‘选择模型’对立起来。”在1973年9月写给同事的信中，斯洛维克这样转述道，“问题在于，效用理论的普及面如此之广，以至于很难去推倒它。我们的策略应该是主动出击，搭建属于自己的案例。不是和效用理论唱对台戏，而是要把人类的局限性作为一个制约因素，引入人们的观念体系。”
关于人类局限性这个命题，阿莫斯身边就有一个权威专家：丹尼尔。他把丹尼尔盛赞为“全世界尚在世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前他倒也没有不加掩饰地恭维过丹尼尔。（丹尼尔说过：男人之间应该含蓄一点儿。）他从未向丹尼尔解释过，为什么会邀请他加入决策理论的研究——一个丹尼尔既不关心又知之甚少的技术领域。但如果说阿莫斯是为了两人能在一起共事而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又有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