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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跟大家唠唠嗑儿，今天咱不聊别的，就说说这个预测的事儿。
有个叫莫斯的人，老跟人说，哎，别人求你干啥事儿，参加个聚会，做个演讲，或者帮个忙啥的，你可别着急答应！就算你心里特别想答应，也得忍着！他说，你拖一天看看，你就会发现，哇，原来之前你觉得肯定要答应的那些事儿，一大半你现在都不想去了！ 这老哥们儿，在时间安排上，那是相当潇洒，不喜欢就直接走人。他说啊，参加啥无聊的会议，或者鸡尾酒会，只要不想待了，直接走！ 走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喂，自己突然间创造力爆棚，几秒钟就能编个理由溜之大吉。
他这人啊，对生活琐事的态度也是这样。他说，如果你一个月都没觉得自己因为割舍掉啥而后悔，那说明你割舍得还不够多！ 凡是他觉得不重要的事儿，都直接搁一边。所以，能留下的，那都是经过他无情筛选的宝贝。
这宝贝里头，还真有个挺特别的。那是张歪歪扭扭的纸片儿，上面写着几句话，是1972年他和丹尼尔要离开尤金的时候说的。也不知道为啥，他就给留下来了：
* 人们通过编故事来预测。
* 人们预测得少，解释得多。
* 不论是不是心甘情愿，人们总是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 人们相信只要竭尽全力，就能预测未来。
* 人们能够接受任何合乎事实的解释。
* 写在墙上的字迹，不过是隐形的墨水。
* 人们总是努力想得到他们已经得到的知识，对未曾拥有的新知识却退避三舍。
* 人是一种带有确定性的生物，被扔进了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宇宙。
* 在人和宇宙的较量中，结局一定出乎意料。
* 已经发生的事是那些原本就不可避免的事。
听着像诗吧？其实这是丹尼尔和莫斯琢磨的一篇论文里头的一些零星想法。他们想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让这观点的影响力能超出心理学这个圈子。他们想写一篇关于人类预测的论文。
说起判断和预测的区别，没人比他们更清楚了。他们觉得，判断（比如说“他看上去像个骁勇善战的以色列军官”）其实就意味着预测（“他以后会成为一个骁勇善战的以色列军官”）。预测里头也包含了判断，没判断，哪来的预测呢？ 他们认为，区别就在于，判断里头要是掺杂了不确定的成分，那判断就变成了预测。比如，“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位雄辩的演说家”，这是判断。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日后会成为德国总理”，这就是预测，至少在1933年1月30号之前，这事儿还是个未知数。
他们给这篇论文起名叫《论预测心理》。里头写道：“在不确定状况下做预测或者做判断时，人们似乎并没有遵循统计理论来行事。相反，他们依靠的是有限的几种启发式，有时能因此做出合理的判断，有时又会因此出现严重的系统性偏差。” 所谓的启发式，你可以理解为一种思维捷径。
其实吧，这个议题早在丹尼尔在以色列军队里服役的时候就被提出来了。当时，负责审核以色列适龄青年信息的人，没法预测谁能成为优秀的军官。士官培训学校的负责人，也预测不出哪个军官能在战斗中或者日常训练中更厉害。 有一次，丹尼尔和莫斯随便预测朋友家的孩子以后会干啥，结果发现，他们在这件事上特别自信，而且还挺有把握的。 现在，他们就想验证——或者说呈现——人们是咋用所谓的代表性启发式来进行预测的。
那怎么验证呢？他们得给被试布置一些预测任务才行。
所以啊，他们就决定，在只提供部分性格特征的前提下，让被试去预测哪些学生将来会读研究生，以及学生会选哪门课。 第一步，他们先让被试预测一下选修每一门课的学生比例。 结果是：
* 商务类：15%
* 计算机科学：7%
* 工程类：9%
* 人文科学及教育类：20%
* 法律：9%
* 图书馆学：3%
* 医学：8%
* 物理及生命科学：12%
* 社会学及社会工作：17%
你要预测某个学生会选哪个专业，你可以把这些百分比当成你的预测基准率。啥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对这个学生一无所知，只知道研究生里头有15%的人学商务，那你预测这个学生学商务的可能性就是15%。 记住，当你对事实一无所知，没法预测的时候，基准率就是你的答案。
那如果知道了点儿信息，人们又是怎么预测的呢？丹尼尔和莫斯就想把这个过程演示出来。
给点儿啥信息好呢？丹尼尔在俄勒冈研究所，想了一整天。熬了个通宵之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学计算机科学的研究生原型，他给这人起了个名字，叫“汤姆W”。
这个汤姆W，智商挺高，但是创造力一般。他喜欢井然有序、清晰明了的生活，啥事儿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他的文字啊，乏味刻板，但是偶尔会因为双关语或者科幻小说般的奇思妙想，让人眼前一亮。 他渴望自己变得很厉害，但是对别人的痛苦不太关心，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虽然有点儿以自我为中心，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有原则的。
然后，他们找了一组被试，叫“相似”组，让他们评估汤姆W跟各个学科研究生的相似程度。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哪个领域更“代表”汤姆W。
接着，他们又找了第二组被试，叫“预测”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些额外的信息：
“上面关于汤姆W的描述，是心理学家在他上高三的时候，根据一份投射测试写的。现在，汤姆已经是研究生了。请根据你的判断，对汤姆现在可能学的专业进行一个概率排序。”
他们还告诉被试，这个描述不一定靠谱。因为这是心理学家写的，而且还是好几年前写的。莫斯和丹尼尔担心的是，人们会直接从相似性判断跳到预测（“这家伙听着像个电脑高手！”），然后忽略了基准率（只有7%的研究生学计算机科学）和性格描述的可信度。
丹尼尔写完汤姆W的性格描述的第二天早上，第一个来研究所的人是罗宾·道斯。这哥们儿是统计学专家，以治学严谨出名。丹尼尔让他看了汤姆W的性格描述。“他看完之后，狡黠一笑，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丹尼尔说，“然后他说：‘电脑高手！’这话等于给我吃了定心丸，我知道，这个性格描述应该能让俄勒冈的学生们上钩了。”
结果不出所料，俄勒冈的学生们拿到题之后，就凭着直觉，觉得汤姆W是学计算机科学的，根本没关注那些客观数据。 这说明啊，人们会任由模式化的人物形象来干扰他们的判断。这就引出了莫斯和丹尼尔的下一个问题：如果人们会基于相关信息做出不理性的预测，那么在完全无关的信息基础上，他们又会做出啥样的预测呢？ 他们琢磨着，如果提供各种无关信息，是不是能增加人们的预测信心呢？一想到这儿，他们俩就在屋里憋着笑。 后来，丹尼尔又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叫“迪克”。
迪克是个30岁左右的男人，结了婚，没孩子。他能力超群，积极进取，很有希望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就。而且，他深受同事们的喜爱。
接着，他们又做了另一个实验。莫斯和丹尼尔曾经在希伯来大学，因为一个关于书袋和袋子里筹码的小测试吵过架，这次的实验就参考了那个测试。 他们告诉被试，说有一个100人的群组，其中70%是工程师，30%是律师。如果他们从这100人里头随机挑一个人，那这个人是律师的可能性有多大？ 被试的答案是30%，回答正确。 如果这100人里头，70%是律师，30%是工程师，那么被挑中的这个人有多大可能是律师？ 被试又一次给出了正确答案：70%。 但是，当他们把被挑选的这个人具体到“迪克”身上，并且把丹尼尔对迪克的描述——都是些无关信息，根本没法判断他是干啥的——读给被试听了之后，被试给出的答案是50%。也就是说，他们把有关两种职业构成比例的信息给抛到脑后了，基于无关信息得出了结论，认为迪克从事这两种职业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
“很显然，在缺乏具体依据和掌握无用信息这两种情况下，人们的反应会有所不同，”丹尼尔和莫斯写道，“缺乏具体依据时，人们会依赖先验概率（基准率）；而当他们掌握无用信息时，先验概率就会被抛在一边。”
哎，他们在《论预测心理》这篇文章里，还探讨了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说，那些能增强人们预测信心的因素，往往也会导致预测准确性的降低。文章结尾，他们又把话题转回到了丹尼尔在以色列军中服役时思考的那个问题：咋选拔和培训新兵。
飞行学校的教官们，采纳了心理学家推荐的做法，对新兵总是给予正强化。 只要士兵成功完成一次飞行任务，他们都会表扬。但是，实施了一段时间之后，教官们发现，这种做法没啥效果，反而，对学员在复杂试飞训练中的优异表现进行表扬，往往会导致他们在下一次试飞中成绩下滑。 这是咋回事儿呢？
面对这个问题，被试给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 有人说，教官的表扬会让学员变得过分自信。 还有人说，教官们的表扬言不由衷。 只有丹尼尔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就算教官啥也不说，学员们的表现也会忽高忽低，这次飞得差强人意，下次肯定会好转；这次飞得完美无缺，下次肯定会出漏洞。 当人们意识不到趋均值回归的存在时，他们就没法看清这个世界的本质。 趋均值回归，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好的会变差，差的会变好，总会回归到平均水平。 我们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惩罚别人而获得奖励，又因为奖励别人而遭到惩罚。
写这些早期论文的时候，丹尼尔和莫斯压根儿没想过读者会是谁。 也许只有少数几个订阅了心理学专业期刊的学者才能看到他们的文章。 到1972年夏天，他们已经花了差不多三年时间来研究人类判断和预测背后的谜团。 他们用的那些例子，要么是心理学领域的，要么是面向中学生和大学生开展的那些他们自己设计的测试。 但他们坚信，自己的研究结论适用于所有涉及概率判断和决策制定的领域。 他们意识到，有必要为自己的研究寻找更广泛的受众。“下一阶段的首要工作重心是将这一研究推广并应用到高水平的专业活动中，比如经济规划、技术预测、政治决策、医疗诊断以及法律依据的评定。”他们在研究方案里这么写道。 他们希望，这些领域的专家们，“由于意识到偏见的存在，继而能成功地摆脱偏见，减少偏见，最终在决策制定中取得更出色的表现”。 他们想把周围的世界都变成自己的实验室。当小白鼠的，不再只有学生，还得有医生、法官和政客。 但是，怎么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
在尤金待着的日子里，他们对研究工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丹尼尔回忆说：“就是在这一年，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儿，其他人开始用敬佩的眼光看我们。” 厄夫·比德曼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当时也在尤金做访问学者。1972年年初，他听了丹尼尔在斯坦福大学做的关于启发式和偏见的报告。 比德曼回忆说：“听完报告回家之后，我对妻子说，这项研究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对此深信不疑。 他在用心理学理论研究经济，我不认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厉害。 他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做出不理性的或者错误的判断。 一切都源于人脑的内部运行机制。”
比德曼和莫斯在密歇根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现在他在位于布法罗市的纽约州立大学教书。他认识的莫斯，总是把精力放在那些可能很重要，但也可能完全无解的、晦涩无比的统计测量问题上。“我是绝不会邀请莫斯来布法罗讲他的统计测量的。”比德曼说，因为不可能有人感兴趣，也不可能有人听得懂。 但是，莫斯和丹尼尔·卡尼曼合作的这项新研究，却让他眼前一亮。 这项研究进一步验证了比德曼的看法：“大部分科学进步并非源自灵光乍现的神奇时刻，而是来自一些有趣的念头和好玩的想法。” 他说服莫斯在1972年夏天，从俄勒冈返回以色列的途中，去布法罗稍作停留。 在为期一周的停留中，莫斯围绕他和丹尼尔的合作项目做了5场不同主题的学术报告，每一场都针对不同的学术领域，每一场都听者云集。 15年之后，当比德曼在1987年离开布法罗，去明尼苏达大学的时候，人们说起莫斯的讲座，依然赞不绝口。
在讲座中，莫斯介绍了他和丹尼尔总结出来的各种启发式，还谈到了预测问题。 给比德曼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第五场也是最后一场讲座。“历史的视角：不确定情况下的判断”，这是莫斯的讲座题目。 面对一屋子历史专业的学者，莫斯轻扬手腕，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如何从他和丹尼尔的视角出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检视人类的行为。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经常会出现乍看起来令人感到不解的情形。 我们看不懂为什么某某先生会这样做或者那样做，也不理解为什么实验结果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呈现，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 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为此找出一个解释，提出一种假设，或者对事实进行一番诠释，从而使其条理清晰、易于理解、合乎常情。 在感知外部世界时，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人类特别擅长从随机数据中找到固定的模式或趋势。 我们能轻松地勾勒场景，提供解释，做出说明。但是，与这方面的高超技能相反，在评估事件的可能性或者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事件时，我们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一旦接受了某种假设或者某种解释，我们几乎都会将其放大，从而很难再用另一种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在表述观点的时候，莫斯的措辞还是相当委婉的。 他没像以往那样，犀利地指出“历史书的枯燥乏味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因为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纯属杜撰”。 然而，他最后说出的话，也许更让他的听众震惊：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会出现他和丹尼尔提出的认知偏见。 他说：“有关历史的判断，从宏观角度来衡量，也是一种依托数据进行的直觉判断。”历史判断同样受到偏见的影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莫斯特意提到了希伯来大学一个名叫巴鲁克·菲施霍夫的研究生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当时，理查德·尼克松宣布出访中国和苏联，导致四座皆惊。 菲施霍夫借此设计了一套测试题，请人们对尼克松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进行预测，比如，尼克松和毛泽东开展不少于一次的会晤的可能性有多大，美国和苏联联手开发太空项目的概率有多大，苏联籍犹太人因为试图与尼克松会话而遭到逮捕的概率又有多大。 尼克松结束访问回到美国之后，菲施霍夫再一次找到接受过测试的人们，请他们回忆一下当初对各种问题做出的概率判断。 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真实发生了的事件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判断，但事实是，他们当初并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如此高的估计。 也就是说，当结局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事态的发展就像他们预估的那样。 莫斯的这个讲座过去数年之后，菲施霍夫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后视偏见”。
讲座里，莫斯向这些历史学家指出了他们的职业风险：很容易接受他们所看到的任何事实（而忽略他们没看到或者没法看到的事实），并且把这些事实打造成一个个听起来颇具说服力的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又会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并且会头头是道地去解释它。 即使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人们还是能对无法预料的事情做出解释。 这种现象反映出了人类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尽管这种缺陷表现得非常隐晦。 它使我们相信，周围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也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智力出众。 原因是，假如我们在只知道结局，却并不掌握其他信息的情况下，能对原本无法预测的事情做出解释，那说明这个结局是早就注定的，而我们本该能提前预料到。 我们没能预料到，这说明我们智商有限，跟世界的不确定性没啥关系。 我们总是怪自己没能早一点预见到那些事后看来肯定会发生的事情。 据我们判断，墙上的字迹可能一直就有，问题是，人们能看见这些字迹吗？
体育解说员或者政治评论员，为了能自圆其说，让自己的点评和最终结局两相吻合，会不顾一切地调整叙事方式，转移叙事重心。 历史学家也一样。 他们会把规律强加在随机事件的头上，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些什么。 莫斯管这叫“爬行决定论”，还在笔记里草草写下了它的危害之一：“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态看待昨天的人，终将面对处处都是意外的明天。”
错误地看待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使得人们更难预测未来。 莫斯面前的这些历史学家们，特别以他们的“建构能力”而自得。 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凭借历史的碎片，对事情做出解释，从而让这件事在日后看来是可以预测的。 一旦历史学家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做出了他们的解释，那唯一待解的谜团就是，为什么当事人最初没预见到结局？ 比德曼回忆道：“学校的全体历史学家都去听了莫斯的讲座，结束后，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地离开了。”
莫斯提出，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方式，会让过去的事情表现出一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但事实绝对不是这样。 听完这一席话，比德曼对莫斯和丹尼尔的研究彻底明白了。 他确信，这项研究肯定会对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凡是需要专家来对不确定事件的概率做出判断的领域，都在此列。 然而，丹尼尔和莫斯提出的观点，还仅仅局限于学术领域。 只有教授、学者——大多数来自心理学领域——有幸听到过他们的言论，再没有其他人了。 至于在希伯来大学默默耕耘的他们俩，怎么才能把自己的重大发现传播到其他领域，当时还不知道。
1973年年初，在离开尤金回到以色列之后，莫斯和丹尼尔开始准备一篇长篇论文，要把他们的所有发现都汇总进去。 他们希望把已经完成的4篇论文里的主要观点集中在一起，让读者自己去提炼领悟。 丹尼尔说：“我们决定把它原模原样地呈现出来：就是一个单纯的心理学研究。 至于其间包含什么样的启示，就交给读者去决定吧。”他和莫斯都认为，如果要将他们的研究伸向心理学之外的领域，《科学》杂志是最有希望的。
这篇长篇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搭建出来的。（丹尼尔说：“一个句子就代表着美好的一天。”）。 在搭建文章的过程中，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清晰的路径，能让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那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罗恩·霍华德参与撰写的文章《飓风操控中的决策问题》。 霍华德是决策分析这个新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这一领域的核心理念是，决策制定人必须给不同的结果赋予相应的概率，这要求他们在做出决策之前把思考过程明晰化。 比如说，怎么应对杀伤力极大的飓风？政策制定者可能要依靠决策分析师来帮他们解决问题。 密西西比湾海岸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刚刚遭受过飓风卡米尔的肆虐，而且这股飓风原本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如果当初它袭击的是新奥尔良或者迈阿密，结果不堪设想。 气象学家们以为自己掌握了一种新技术——把碘化银播撒到风暴里，不仅能降低飓风的威力，还有望改变飓风的走向。 然而，操纵飓风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政府一旦介入，就会和因为风暴招致的灾害脱不开关系了。 平安无事的时候，公众也好，法庭也好，都不会为政府说好话，因为没人能预知政府没介入的话，情形会是啥样。 可一旦损失惨重，全社会都会要求执政者对飓风带来的任何破坏负责。 在文章里，霍华德分析了政府可以采取的对策，其中就包括对不同结果的发生概率进行估计。
但是，在丹尼尔和莫斯看来，决策分析师从飓风专家的思考过程中推导出概率的方法有点儿奇怪。 分析师会让政府内部的飓风操控专家去玩幸运转轮，转轮上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被涂成红色。 他们会问对方：“你是把赌注押在红色区域，还是赌飓风会造成3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 如果主管官员的答案是前者，那就意味着在他眼里，飓风造成300亿美元以上财产损失的概率是33%。 如果是这样，决策分析师会再让他转另一个转轮，比如只有20%的部分被涂成红色的转轮。 这种调整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红色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和主管官员心目中估计的飓风会造成300亿美元以上财产损失的概率完全吻合。 他们认定，飓风专家们能够对非常不确定的事件做出正确的评估。
丹尼尔和莫斯在之前的研究里已经证明，人在面对不确定状况时，大脑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从而影响人们判断概率的准确性。 他们俩相信，借助他们在系统性偏差研究中取得的最新成果，人类的决策判断准确性有望得到提升。 举个例子，如果要对1973年大规模风暴登陆的可能性做出判断，那么任何一个人的答案，都和他记忆的鲜活程度有关。 也就是说，他的判断取决于他是否对飓风卡米尔记忆犹新。 但是，确切地说，他的判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影响？“我们认为，决策分析有朝一日会成为主流，而我们能助一臂之力。”丹尼尔说。
权威的决策分析专家都和罗恩·霍华德一块儿，聚集在位于加利福尼亚门罗帕克市的一个叫斯坦福研究所的地方。 1973年秋天，丹尼尔和莫斯坐飞机前往那里和他们会面。 但是，他们还没来得及把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应用到真实世界中，意想不到的状况就出现了。 10月6号这一天，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联军——凭借着来自多达9个阿拉伯国家援助的军队和飞机——向以色列发起了进攻。 以色列情报局的军情分析专家，万万没想到会遭遇外敌的进攻，更别提是联军的进攻了。 部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戈兰高地上，百来辆以色列军队的坦克，遭到了叙利亚方面1400辆坦克的围攻。 在苏伊士运河沿岸，500名以色列军人组成的卫戍部队和三辆坦克，遭遇了埃及方面的2000辆坦克和10万大军，在顷刻间就被消灭殆尽。 莫斯和丹尼尔当时正待在门罗帕克，在一个凉爽无云的好天气里，他们听到了以色列军队全线溃败的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他们连忙赶去机场，搭乘最早的航班返回以色列，想要投身到接下来的又一场恶战中。
好啦，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下次再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