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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这第六章，真是烧脑！讲的是“判断的机制”，听起来就很学术，对不对？不过啊，其实里面讲的故事可有意思了。
话说1960年，有个叫保罗·霍夫曼的心理学教授，他呀，对人类的决策特别感兴趣，还拿到了六万美元的资助，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他干脆辞了职，自己搞了个研究所，叫“俄勒冈研究所”，专门研究人的行为。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这个研究所，很快就接了个大项目。当时，纽约要建世贸中心，就是后来的“双子塔”。设计者山崎实，他自己居然有恐高症！业主就跟工程负责人说，一定要让住在高层的人，感觉不到刮风，不然谁还愿意花大价钱租房啊？这问题，与其说是工程问题，不如说是心理问题，对不对？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霍夫曼的研究所。霍夫曼就在一个房子里，建了个“摇晃屋”，模拟摩天大楼顶层的晃动。为了不让实验对象知道真相，他还在外面挂了个牌子，说是什么“视觉研究中心”，提供免费眼科检查。
结果发现，人待在摇晃的房子里，很快就能感觉到晃动，比世贸中心的设计师预想的还要快！后来，世贸中心的工程师、设计师都跑去体验“摇晃屋”，觉得这可不行，得想办法加固大楼。最后，他们在每间屋子里都装了减震器，这玩意儿，说不定还真救了不少人的命。
“摇晃屋”只是个开始，研究所的心理学家们，最关心的还是人类的决策问题。他们发现，有时候啊，专家的判断，还不如简单的统计公式！你说气人不气人？
这可就麻烦了，因为很多领域，都没办法用公式代替人的判断，比如医生、法官、投资顾问等等。所以，霍夫曼他们就想研究，专家到底是怎么做判断的？他们想知道，人们是怎么把零碎的信息整合起来，最终做出决定的。
他们没有直接研究专家有多么不堪一击，而是先建立一个模型，模拟专家做判断的过程。他们想找到专家判断出错的点，然后缩小专家和统计公式之间的差距。
霍夫曼还专门发了篇文章，讲专家是怎么做判断的。他认为，要了解专家的思维过程，就要依靠他们接收到的各种信息，然后根据他们的判断，推导出不同信息所占的比重。
比如说，你想知道大学招生官是怎么选学生的，你可以问他们都考虑哪些指标。然后，根据招生委员会的决策情况，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知道这些指标各自占据了多大的权重。如果你数学足够好，还能搭建一个模型，反映这些指标是如何进行交互作用的。
俄勒冈研究所，最初选择了临床心理学家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们知道，研究结果对各行各业的决策者都适用。保罗·斯洛维克说，他们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利用数字，解开复杂又神秘的直觉判断之谜。
后来，他们发现，专家在做判断时，大脑一定在进行复杂的活动，但是，用一个简单的计算程序，就能极其准确地预测医生的诊断！医生们可能认为自己的思维过程既微妙又复杂，没想到这个数学模型，竟然能把这个过程记录得分毫不差！
更令人震惊的是，医生们彼此之间的诊断结果，也互不相同！不仅如此，在两次看到同一张溃疡图片后，他们前后矛盾地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诊断！这说明，医生们不仅与他人的判断有出入，还与自己的判断相矛盾！唉，下次看病，可得三思而行啊！
之后，他们又以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为对象，重复了实验，结果发现，专业经验最少的医生，和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一样准确！工作经验，似乎与诊断的准确性，没有关联！
问题可能在于，医生和精神病专家，很少有机会去评判，或者在必要的时候，去调试自己的思维准确性。他们缺少的是“即时反馈”。所以，他们就想制造这种“即时反馈”，结果却并不乐观。
后来，研究所里有人提出，说“你搭建的那些用来反映医生思维过程的模型中，可能会有一个比医生的诊断还准确”！简直是语出惊人！
结果证明，这人说的是对的！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得了癌症，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找放射科医生分析你的X光片，而是用研究人员的这套模型去测算一下！这套模型，不仅胜过了医生这个整体，而且在和单个优秀医生做比较时，也更胜一筹！
戈德堡写了第二篇文章，说“如果能将该结论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判断过程，那么靠主观判断来聘用人员的方式，大概只能在数学模型面前甘拜下风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专家的判断，还不如用专家自己的知识搭建起来的模型呢？因为专家也是人啊！他们会有常人都有的烦恼，厌倦、疲惫、疾病、环境的影响、人际关系的困扰。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们的判断。
1970年，阿莫斯·特沃斯基来到了俄勒冈州的尤金市，看望他的老朋友保罗·斯洛维克。阿莫斯告诉斯洛维克，他和丹尼尔·卡尼曼，近期一直在琢磨人脑的内部运行机制，希望能进一步探索直觉判断的形成过程。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结论，那就是，专家犯错，并非因为他们当日运气太糟。
阿莫斯和丹尼尔，设计了很多有趣的问题，来收集数据。比如，他们会问高中生，在一个虚构的城市里，如果72个家庭里，孩子的出生顺序是女孩、男孩、女孩、男孩、男孩、女孩，那么，出生顺序为男、女、男、男、男、男的家庭，共有多少个？
他们还会让大学生玩游戏，看他们是如何分配石子的，目的是看人们在很难判断概率的情况下，是如何做出判断的，或者说是如何做出错误判断的。
在这些问题面前，大部分被试都会答错，因为他们自己也曾在类似问题上出过错。更确切地说，是丹尼尔答错过，并且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于是对他犯错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化处理。而阿莫斯，因为对丹尼尔的错误以及丹尼尔对错误的认识满心关注，导致他不由自主地也犯了同样的错。他们觉得，只有亲身犯过的错，才是有趣的。
1971年，阿莫斯和丹尼尔，一起来到了尤金市，继续探讨他们在耶路撒冷时就开始的话题。丹尼尔说，他们总是心有灵犀，能飞快地了解对方的想法，比了解自己还要快。每当他们中间有人灵感突发地提到一个建议，另一个人总会设法从中寻找出闪光点。
他们认为，人类的思维结构中，有一部分专门制造错误。他们开始思考，这部分思维结构会犯哪些可爱的错误，或者说，会导致哪些偏见。
他们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丹尼尔每天早晨去办公室，分析前一天学生提交上来的问题反馈。快到中午时，阿莫斯才会现身。他们一起去吃炸鱼和炸薯条，然后返回办公室，把当天余下的时间都用来交谈。
和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们一样，俄勒冈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发现，不管阿莫斯和丹尼尔在谈什么，他们都显得很开心，因为他们的谈话，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都伴随着笑声。
他们并不愿意做原来的自己，而是希望成为他们在一起时的那个自己。阿莫斯觉得，工作就是玩乐，假如在工作中感受不到任何乐趣，他会觉得这份工作不值得一做。
他们的第一篇文章，指出，在面对那些有正确答案的概率问题时，人们并没有像统计学家那样去做判断。即便统计学家自己，也没有以统计学者的思维方式去思考。
另一篇文章，又引出了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假如人们没有依靠统计推理去解决问题，那么他们又是在依靠哪一种推理方式？
他们给文章取了个晦涩难懂的题目：《主观概率：代表性判断》。所谓主观概率，是指人们对于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的主观猜测或评价。但是，什么叫作“代表性判断”？
丹尼尔和阿莫斯给出了答案：大脑用经验法则代替了机会法则。他们把这些经验法则，称为“启发性”的。而他们意欲探讨的第一个启发性法则，就是“代表性”。
他们指出，人们在做判断时，都会把所判断的东西，和他们大脑中的某个既定模式做对比。世界不仅是个舞台，它还是个赌场，每个人的生活，都像是一场胜负难料的赌局。当人们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进行概率揣测时，其实是在对相似性——或者说是代表性——进行判断。
他们有一种直觉，那就是，人们在做判断时，犯下的错误，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系统性的。在给以色列中学生和美国大学生发放的问卷中，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就是用来探查和梳理人类错误的形式的。
丹尼尔和阿莫斯在文中指出，仅凭不确定事件与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它还应该能反映出它所依附的不确定过程的各种属性”。也就是说，假如过程充满随机性，那么结果也应该表现出随机性。
阿莫斯和丹尼尔认为，随机性是可估量的一个东西，假如对它的错误认识，会导致人们产生误判，那还有多少更模棱两可的错误认知，会引导人们做出错误判断？
丹尼尔和阿莫斯，给俄勒冈大学的学生读一串人名，共39个人名，然后，让对方对这组名字中，男性名居多还是女性名居多，做出判断。
结果，他们的答案，和事实南辕北辙。如果名单中本来男性名居多，但因为女性名都是些著名人物，学生们就以为这份名单中女性名居多。反之亦然。
丹尼尔和阿莫斯在文中写道：“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答案，在很多现实情况中，人们并不是这样进行概率判断的。每一次经济萧条，每一场成功的手术，或是每一桩破裂的婚姻，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不可能仅凭一个简单的统计公式来判断它的概率。但是，我们可以用便利性启发式来判断这些事件的可能性。例如，在判断一对夫妻会不会离婚时，你可能会在自己的记忆库中搜索情况相似的夫妻。假如你从记忆库检索到的夫妻多数都离异了，那么你会判断眼前这对夫妻同样有可能离异。”
并不是人们愚笨，而是因为在判断概率时，人们所奉行的原则（越容易想起来的事儿，就越容易是真实存在的）往往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但是，当他们要去对那些很难从其记忆库里找到判断依据的事情做出评判时，带有误导性的信息，会轻而易举地入侵他们的思维，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做出错误判断。“因此，”阿莫斯和丹尼尔写道，“可得性启发式会导致系统性偏见的出现。”人的判断，会被那些容易被记住的事情所扭曲。
在明确了思维中负责不确定性的两种机制之后，阿莫斯和丹尼尔自然而然地又有了下一个追问：还有别的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显然没有太大把握。他们草草写下了一些想法。“条件性启发式”是他们就此问题提出的另一个术语。他们注意到，在判断某件事情的不确定程度时，人们会做出“不加说明的假设”。
他们认为还可能存在的另一个启发式，叫作“锚定与调整性启发式”。他们通过一组中学生演示了这种情况。学生需在5秒钟之内猜出一道数学题的答案，题目分别是8×7×6×5×4×3×2×1和1×2×3×4×5×6×7×8，结果发现，第一组答案的中位数，远大于第二组。这是因为，第一组学生以8作为起始点，而第二组学生选择的起始点却是1。
在转动转轮猜联合国有多少个非洲国家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人们会根据一个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关的信息，去确定思维之锚。
丹尼尔后来说，很难说得清他和阿莫斯一开始都在做些什么：“那是一团概念的迷雾，怎么能解释得了？”他们研究的是偏见，还是启发式？研究的是错误，还是引起错误的机制？错误使你能对以下机制进行部分的描述：偏见与启发如影随形。
他们从未试图去解释代表性启发式的思维基础是如何形成的。同样，对于人类记忆是如何让可得性启发式误导我们的，他们也没有多谈。他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这些启发式所变的那些戏法上。
一个人越是在复杂的、接近生活的场景中做判断，就越容易被可得性所误导。在很多复杂而真实的情境中，比如埃及会不会侵略以色列，或者当丈夫的会不会另寻新欢，人们总是会构建场景。深藏在记忆中的、被我们编织起来的故事，成功地取代了概率判断。“扣人心弦的场景很容易束缚我们的后续思考，”丹尼尔和阿莫斯写道，“大量证据显示，一旦我们以某种方式对不确定情况做出了感应或诠释，就很难再换成另一种方式。”
但是，人们所编织的这些故事，也受到素材便利性的影响。“过去的经历塑造着你对未来的看法。”他们写道。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很容易改变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当我们认为某个结果完全不可能时，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脑海中搭建不起这样一条能够导致该结果的事件链。问题往往就出在我们的想象上。”
当一切未知或者不可知时，人们编织的故事自然就很简单。丹尼尔和阿莫斯总结道：“只考虑相对简单的场景，这种倾向可能在矛盾情境下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处在矛盾中时，个人情绪和想法比起对手的情绪和想法更具有可得性，因为你不大可能知道对手关于棋局或者战局的看法。”想象似乎也受某种规则的支配，这些规则制约着人们的思考。对一个1939年生活在巴黎的犹太人而言，判断德军是否会像1919年那样作战，远比预测德军会在1941年采取什么动作要容易得多。
怎么样，听完是不是觉得，咱们的脑子，还真挺容易“短路”的？下次做判断的时候，可得多个心眼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