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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话说啊，19世纪眼瞅着就要过去了，科学家们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啊，觉得吧，物理学里头那些个谜团，他们算是解得七七八八了。
你想想啊，电学、磁学、气体学，还有光学、声学、动力学、统计力学，全都让他们给征服了。X射线、阴极射线、电子、放射现象，也都发现了。欧姆、瓦特、开尔文、焦耳、安培，还有小小的尔格，这些计量单位，也都是他们的发明。
凡是能振荡的、能加速的、能干扰的、能蒸馏的、能化合的、能称质量的、或者能变成气体的，他们都给整明白了。还提出了一大堆儿普遍定律，那叫一个神气！“光的电磁场理论”、“里氏互比定律”、“查理气体定律”、“体积结合定律”、“第零定律”、“原子价概念”、“质量作用定律”，哎哟，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整个世界啊，丁丁当当、喀嚓喀嚓的，全是他们发明的机器和仪器的声音。好多聪明人就觉得，科学家们啊，没啥可干的啦！
1875年，德国基尔有个小伙子叫马克斯·普朗克，他当时挺犹豫的，不知道该学数学还是物理。别人都劝他，哎呀，别学物理啦，物理学的大问题都解决了。下个世纪啊，那是巩固提高的世纪，不是革命的世纪。可普朗克他偏不听，就钻研理论物理学去了，一头扎进热力学的核心问题——熵的研究。（这熵啊，说白了就是物质系统里随意或者无序状态的量度。一副新扑克牌是按花色排好的，那叫有序；洗牌之后就乱了，熵就是衡量这种乱的程度的。）
普朗克觉得这问题有搞头，挺有前景。1891年，他研究出成果了，结果发现，关于熵的这项重要工作，早就有人做过了！是耶鲁大学一个叫J.威拉德·吉布斯的学者。
吉布斯这人啊，挺厉害的，但可能没啥人听过他。他特别低调，很少露面。除了去欧洲搞了三年研究，他一辈子几乎都在三个街区里头打转：一边是家，一边是耶鲁大学的校园。他在耶鲁大学头十年，工资都懒得领。（他有别的收入。）从1871年起，他当上了教授，一直到1903年去世。教书的时候，平均每学期选他课的学生就一个。他写的东西啊，那叫一个晦涩难懂，还老用自己发明的符号，很多人都觉得像天书一样。但是啊，在那些神秘的公式里头，藏着最英明、最深刻的见解。
1875到1878年，吉布斯写了一系列论文，编成了《论多相物质的平衡》。这本书啊，把几乎所有的热力学原理都阐述得特别好，包括“气体、混合物、平面、固体、相移、化学反应、电化电池、沉淀，还有渗透”等等。吉布斯想说明啊，热力学不光适用于蒸汽机这些庞大又嘈杂的东西，在化学反应的原子层面上也一样重要。这本书一直被称为“热力学原理”，但是，吉布斯偏偏把这些划时代的见解发表在《康涅狄格州艺术与科学院学报》上，这份杂志啊，在康涅狄格州都没啥名气。所以啊，普朗克很晚才知道他。
普朗克没泄气，哎，可能稍微有点儿胆怯，就开始研究别的问题了。先稍微换个方向，咱们去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去一家叫凯斯实用科学学校的机构。19世纪80年代，那儿有个物理学家叫阿尔伯特·迈克尔逊，正值壮年。他跟他的朋友，化学家爱德华·莫雷，一起做了一系列试验。这些试验的结果啊，很有意思，也很令人吃惊，对后来的很多事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迈克尔逊和莫雷啊，无意之中破坏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光以太”的信念。这光以太啊，是一种稳定、看不见、没重量、没摩擦力的，嗯…完全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东西。人们认为它充满了宇宙。笛卡尔假设了它，牛顿也接受了它，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对它怀有崇敬之情。在19世纪物理学里，它占着绝对的中心地位，用来解释光为什么能在空荡荡的太空里传播。尤其是在19世纪初，这玩意儿特别重要，因为那时候人们把光和电磁看成是波，也就是说，某种振动。振动得在什么东西里发生啊，所以就需要一种以太。一直到1909年，英国物理学家J.J.汤姆森还坚持说：“以太不是哪个爱好思索的哲学家的凭空想像，它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不可缺少。”可是，过了四年多，人们就无可争议地确定，以太根本不存在！
要说19世纪的美国是个充满机会的地方，那阿尔伯特·迈克尔逊绝对是个好例子。他1852年生于德国和波兰边境，家里是贫苦的犹太商人。小时候，他跟着家人去了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淘金热地区的矿工村里长大。他爸在那儿做干货生意。家里太穷了，他上不起大学，就跑到首都华盛顿，在白宫门口晃悠，希望能碰上尤利塞斯·S.格兰特总统出来散步。（那时候的人真是朴实啊。）在散步的时候，迈克尔逊深深地博得了总统的喜欢，格兰特竟然答应免费送他去美国海军学院学习。迈克尔逊就在那儿学了物理。
十年后，迈克尔逊已经是克利夫兰凯斯学校的教授了，他开始对测量一种叫“以太漂移”的东西感兴趣——就是运动物体穿越空间时产生的一种顶头风。牛顿物理学认为，在观察者看来，光在穿越以太时速度是不一样的，取决于观察者是朝向还是背向光源移动。但没人知道怎么测量这个。迈克尔逊突然想到，地球有半年时间是朝着太阳方向运动的，有半年时间是背向太阳方向运动的。他觉得，只要在相对的季节里仔细测量，比较光的速度，就能找到答案。
迈克尔逊说服了电话的发明者、刚发了财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让他出钱制造了一台迈克尔逊自己设计的灵敏仪器，叫干涉仪，用来精确地测定光的速度。然后，在莫雷的帮助下，迈克尔逊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测量。这活儿非常细致又费力，迈克尔逊精神都崩溃了，不得不中断了一段时间。
但是，到1887年，他们有了结果。这个结果啊，完全出乎意料。
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家基普·S.索恩写道：“结果证明，光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各个季节都是一样的。”这可是两百年来，啊不，恰好两百年，第一次有迹象表明，牛顿定律可能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成为了“很可能是物理学史上最负面的结果”。迈克尔逊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但那是二十年以后的事了。与此同时，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像一股霉味一样，挥之不去地飘荡在科学家的脑海里。
有意思的是，尽管有了这项发现，到了20世纪，迈克尔逊跟别人一样，觉得科学工作快要走到头了——用《自然》杂志上的一位作者的话说：“只要添上几个角楼和尖顶，在房顶上刻几处浮雕就够了。”
可实际上，世界马上就要进入一个科学的世纪了！到时候啊，谁都懂一点，谁都不会啥都懂。科学家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漂浮在粒子和反粒子的汪洋大海里，东西瞬间出现，瞬间消失，纳米秒都显得慢得很，一切都那么古怪。科学正从宏观物理学向微观物理学转变。宏观物理学里，东西看得见、摸得着、量得出；微观物理学里，事情发生得太快，超出了想象。我们快要进入一个量子时代啦，而第一个推开这扇大门的人，就是一直倒霉的马克斯·普朗克。
1900年，42岁的普朗克已经是柏林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了。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量子理论”，认为能量不是像流水一样连续的，而是一包包地传送的，他称之为量子。这可真是个新奇的概念，而且是个很好的概念。从短期来看，它可以解释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谜团，因为它表明光不一定是一种波动。从长远来看，它将为整个现代物理学奠定基础。总之，这是世界要发生变化的第一个迹象。
但是，划时代的事件——一个新时代的黎明——要到1905年才发生。当时，德国的物理学杂志《物理学年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作者是个年轻的瑞士职员。他没上过大学，没用过实验室，就泡在伯尔尼国家专利局的小图书馆里。他是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审查员。（他申请升为二级审查员，还被拒绝了。）
他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那重要的一年，他向《物理学年鉴》递交了五篇论文，其中三篇“称得上是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一篇用普朗克刚提出的量子理论审视光电效应，一篇论述悬浮小粒子的状况（也就是现在说的布朗运动），一篇概述了狭义相对论。
第一篇解释了光的性质（还促使很多事情成为可能，包括电视），让爱因斯坦拿了个诺贝尔奖。第二篇提供了证据，证明原子确实存在——让人惊讶的是，以前一直有人质疑这个。第三篇，那可是彻底改变了世界！
爱因斯坦1879年生于德国南部的乌尔姆，在慕尼黑长大。他的早年生活啊，看不出来他会成为大人物。据说啊，他三岁才学会说话。19世纪90年代，他爸的电器生意破产了，全家搬到米兰，但十几岁的阿尔伯特去了瑞士继续读书——虽然他一开始没通过大学入学考试。1896年，他放弃了德国籍，免得被征入伍，进了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学了个四年制的课程，想当个中学老师。他是个聪明但不算太出色的学生。
1900年，他毕业了，没几个月就开始往《物理学年鉴》投稿。他的第一篇论文啊，写的是吸管里流体的物理学。从1902年到1904年，他写了一系列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结果发现，J.威拉德·吉布斯早在1901年就在康涅狄格州悄悄地发表了同样的作品：《统计力学的基本原理》。
阿尔伯特爱上了一个同学，一个叫米勒娃·玛丽奇的匈牙利姑娘。1901年，他们没结婚就生了个孩子，是个女儿。他们很谨慎，把孩子送人了。爱因斯坦从没见过自己的孩子。两年后，他和玛丽奇结了婚。在这期间，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待了七年。他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很有挑战性，能让他的脑子一直转，但又不至于让他没时间搞物理。就在这种背景下，他于1905年创立了狭义相对论。
《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是最优秀的科学论文之一。它没有脚注，没有引用，几乎不用数学，没提过任何影响过这篇论文或者在这篇论文之前的作品，就感谢了一个人，是他专利局的同事，名叫米歇尔·贝索。爱因斯坦好像“全凭思索，独自一人，没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得出了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情况就是这样”。
他著名的等式E=mc²没出现在这篇论文里，但出现在几个月后的一篇补充里。E代表能量，m代表质量，c²代表光速的平方。
简单来说，这个等式就是：质量和能量是等价的。它们是同一东西的两种形式：能量是获释的质量；质量是等待获释的能量。c²是个大得不得了的数字，所以这个等式意味着，每个物体里都包含着极其大量的能量。
你可能觉得自己不怎么壮实，但一个普通个子的成年人，身体里包含着不少于7×10¹⁸焦耳的潜能——爆炸的威力足足抵得上30颗氢弹！要是你知道怎么释放它，而且真想这么做的话。每种物体内部都蕴藏着这样的能量。我们只是不太会把它释放出来而已。连一颗铀弹，我们现在造出来的能量最大的家伙，释放出的能量还不到它能释放出的1%！
爱因斯坦的理论解释了放射作用是怎么发生的：一块铀怎么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强辐射能量，而不像冰块那样融化。（只要把质量极其有效地转变为能量就能做到：E=mc²。）它解释了恒星为什么可以燃烧几十亿年而不把燃料用尽。（同上。）爱因斯坦用一个简单的公式，一下子让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视界开阔了几十亿年。这个理论还表明，光速是不变的，是最快的，什么速度也超不过它。因此，它一下子让我们弄清了宇宙性质的核心。而且，它还解决了光以太的问题，说明它并不存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不需要以太。
物理学家不太重视瑞士专利局职员发表的东西，所以尽管爱因斯坦的论文提供了很多信息，但没引起太多注意。刚解开宇宙里几个最难解开的谜团，爱因斯坦就申请大学讲师的职位，被拒绝了，接着又申请中学教师的职位，又被拒绝了。于是，他又干起了三级审查员的活儿——当然，他没停止思考。他离大功告成还远着呢。
有一次，诗人保罗·瓦莱里问爱因斯坦，他是不是随身带着个笔记本记录自己的想法。爱因斯坦有点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哦，那没必要，”他回答说，“我极少带个笔记本。”我要是说，他真带个本子就好了。爱因斯坦的下一个点子，是一切点子里最伟大的点子。布尔斯、莫茨和韦弗在他们的原子科学史里说，这绝对是最最伟大的点子。“作为一个脑子的独创，”他们写道，“这无疑是人类最高的智力成就。”评价可真高啊！
1907年，反正书上是这么写的，有个工人从房顶上掉了下来，爱因斯坦就开始考虑引力的问题。不过啊，像很多动人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好像有点问题。据爱因斯坦自己说，他想到引力问题的时候，只是坐在椅子上。
实际上，爱因斯坦更像是在开始为引力问题找答案。他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狭义相对论里缺了引力。狭义相对论之所以“狭义”，是因为它研究的完全是在无障碍状态下运动的东西。但要是运动中的东西——特别是光——遇到了引力这样的障碍会怎么样？在此后十年里，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在1917年初发表了论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学思考》。当然，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是个深刻又重要的成就。但正如C.P.斯诺指出的，要是爱因斯坦没想出来，别人也会想出来，很可能在五年之内。这是早晚会发生的事。但广义相对论完全是另一回事。“没有它，”斯诺在1979年写道，“我们今天可能还在等那个理论。”
爱因斯坦总叼着烟斗，和蔼可亲，不爱露面，一头乱发，真是个非凡人物。这样的人不可能永远默默无闻。1919年，战争结束了，世界突然发现了他。几乎同时，他的相对论以普通人无法搞懂而出名。《纽约时报》决定写篇报道，不知怎么的，派了个高尔夫记者亨利·克劳奇去负责采访。结果正如戴维·博丹尼斯在他的《E=mc²》里指出的，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克劳奇胜任不了这次采访，他几乎什么都搞错了。他的报道里有很多令人难忘的错误，其中之一就是，他断言爱因斯坦找了个胆子很大的出版商，敢于出版一本全世界只有12个人能看懂的书。当然，根本没这样的书，没这样的出版商，也没这么小的学术圈，但这种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没过多久，人们就觉得，能搞懂相对论的人更少了。
有个记者问英国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他是不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能理解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之一。爱丁顿认真地想了片刻，然后回答说：“我正在想谁是第三个人呢。”其实，相对论的问题不在于它涉及微分方程、洛伦兹变换和其他复杂的数学（虽然它确实涉及，有些方面连爱因斯坦也需要别人帮忙），而在于它不是凭直觉就能完全搞懂的。
相对论的内容是：空间和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既相对于观察者，又相对于被观察者；一个人移动得越快，这种效果就越明显。我们永远没法加速到光速；相对于旁观者而言，我们越努力（因此我们走得越快），我们的模样就越失真。
与此同时，科普工作者想方设法让大众明白这些概念。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写的《相对论ABC》算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至少在商业上可以这么说。罗素在这本书里用了一个至今已经多次使用的比喻。他让读者想象一列90米长的火车，以光速的60%行驶。对于站在站台上看着它驶过的人来说，那列火车看上去只有70多米长，车上的一切都会缩小。要是我们听得见车上的人说话，他们的声音听上去会含糊不清，十分缓慢，像唱片放得太慢，他们的行动也会变得很笨拙。连车上的钟似乎也只以平常速度的五分之四走动。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车上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变了形。在他们看来，车上的一切都很正常。反倒是站在站台上的我们古怪地变小了，动作变慢了。你看，这一切都和你与移动物体的相对位置有关。
其实，你每次移动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坐飞机飞过美国，你会比在你后面下飞机的人年轻一百亿亿分之一秒。就算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你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也会稍微改变。据说，一个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扔出去的棒球，在抵达本垒板的过程中会获得0.000 000 000 002克物质。所以，相对论的作用是具体可测的。只不过，这种变化太小了，我们察觉不到。但是，对于宇宙中的其他东西来说——光、引力、宇宙本身——这些就是举足轻重的大事了。
所以，如果说相对论的概念有点怪，那只是因为我们在正常生活中没经历过这类相互作用。不过，不得不再次求助于博尼丹斯，我们都经常遇到其他种类的相对论，比如声音。你在公园里，有人在演奏难听的音乐，你知道，要是走远一点，音乐好像就轻一点。当然，那不是因为音乐真的轻了点，只是因为你对于音乐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对于体积很小或者行动缓慢的东西来说，很难相信喇叭似乎同时能对两个听众放出两种音量的音乐。
在“广义相对论”的众多概念中，最具挑战性、最难理解的就是时间是空间组成部分的这个概念。我们本能地把时间看作是永恒、绝对、不可改变的，相信什么也干扰不了它的坚定步伐。但爱因斯坦认为，时间是可以改变、不断变化的。时间甚至还有形状。一份时间与三份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份“时空”。
通常，时空是这样解释的：想象一块平坦又柔韧的东西，比如地毯或橡皮垫子，上面放个又重又圆的物体，比如铁球。铁球的重量使得下面的垫子稍微伸展下陷。太阳对时空的作用就差不多这样：铁球使垫子伸展、弯曲、翘起。现在，要是你让一个小球从垫子上滚过去，它试图做直线运动，就像牛顿运动定律要求的那样。但是，当它接近大球以及垫子下陷部分的时候，它就滚向低处，不可避免地被大球吸过去。这就是引力——时空弯曲的产物。
凡是有质量的物体，都会在宇宙的垫子上造成一个小小的凹坑。所以，正如丹尼斯·奥弗比说的，宇宙就是“最终的下陷垫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引力与其说是一种东西，不如说是一种结果。用物理学家米奇奥·卡库的话说：“不是一种‘力’，而是时空弯曲的副产品。”卡库还说：“在某种意义上，引力并不存在；使行星和恒星运动的是空间和时间的变形。”
用下陷的垫子做比喻，只能帮助我们理解到这种程度，因为它没包含时间的作用。不过，我们的大脑也只能想象到这地步了。要想想象空间和时间以3:1的比例织成时空，太难了。总之，我们都觉得，对于一个凝视着瑞士首都专利局窗外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见解。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出了很多见解。其中，他认为宇宙要么总是在膨胀，要么总是在收缩。但他不是宇宙学家，接受了流行的看法，觉得宇宙是固定的、永恒的。
他出于本能，在自己的等式里加了个“宇宙常数”，把它作为一种数学暂停键，用来抵消引力的作用。科学史书总是原谅爱因斯坦的这个错误，但这其实是科学上很可怕的事。他称之为“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巧的是，爱因斯坦为自己的理论加上常数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的洛厄尔天文台，有个天文学家在记录远方恒星的光谱图，发现恒星好像在离我们远去。这个天文学家有个动听的名字：维斯托·斯莱弗。（他是印第安纳州人。）原来，宇宙不是静止的。斯莱弗发现，这些恒星明显地显示出一种多普勒频移的迹象，跟赛车场上飞驰而过的汽车发出的那种连贯又特别的“嚓——嗖”的声音属于同一机制。这种现象也适用于光；对于不停远去的星系来说，它被称为红移。
斯莱弗第一个注意到光的这种作用，意识到这对将来理解宇宙的运动非常重要。可惜的是，谁也没太注意他。洛厄尔天文台是个比较独特的地方，斯莱弗不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世界也不知道斯莱弗，所以他的发现没什么影响。
这份荣誉给了埃德温·哈勃，一个非常自负的大人物。哈勃1889年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比爱因斯坦小十岁。他爸爸是个成功的保险公司经理，家里生活优越。埃德温还天生有个好身体，他是个有天赋的运动员，魅力十足，相貌堂堂。一位崇拜者说他“美得像美神阿多尼斯”。按他自己的话说，他还经常见义勇为。
1919年，他已经三十岁了，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在威尔逊山天文台找了份工作。出人意料的是，他很快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天文学家。
我们先停一下，想想那时候人们对宇宙的了解是多么的少。
现在的天文学家认为，在可见的宇宙里可能有一千四百亿个星系。这数字太大了！假设把一个星系比作一粒冻豆子，这些豆子就能塞满一个大礼堂。1919年，哈勃第一次把脑袋伸向望远镜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一个星系：银河系。其他的一切，要么被认为是银河系的组成部分，要么被认为是远方天际里的一团气体。哈勃很快证明这种看法是错的。
在之后的十年里，哈勃着手研究关于宇宙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宇宙存在多久了？宇宙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两件事，某类星系离我们多远？它们以多快的速度远离我们？红移能让我们知道星系后退的速度，但不能让我们知道它们离我们多远。所以，你需要所谓的“标准烛光”，准确测得的某个恒星的亮度，作为测算其他恒星的亮度，进而计算其相对距离的基准。
哈勃运气不错。不久前，亨利埃塔·斯旺·莱维特想到了一种找到这类恒星的方法。莱维特在哈佛大学学院天文台担任计算员。一辈子研究恒星的照片并进行计算。计算员就是个干苦活的。但在那个年代，无论在哈佛大学还是在任何地方，这是女性离天文学最近的地方。
哈佛大学的安妮·江普·坎农利用她熟悉恒星的有利条件，发明了一种恒星分类系统。这个系统一直用到今天。莱维特的贡献更有意义。她注意到，有一种叫造父变星的恒星，在有节奏地搏动，就像星体的心跳。我们现在知道，造父变星搏动，是因为它们变成了红巨星。莱维特发现，通过比较造父变星在天空中不同角度的大小，就可以计算出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它们可以作为标准烛光。用这种方法得到的只是相对距离，不是绝对距离。但即使这样，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想出了一个计算浩瀚宇宙的实用方法。
哈勃把莱维特测量宇宙的标准和维斯托·斯莱弗的红移结合起来，开始测量空间的点。1923年，他证明，仙女座里一团代号为M31的薄雾状的东西根本不是气云，而是一大堆光华夺目的恒星，它本身就是一个星系，直径有一万光年，离我们至少有九十万光年之远。宇宙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大。1924年，哈勃写了论文《旋涡星云里的造父变星》，证明宇宙不只有银河系，还有很多独立的星系，其中很多比银河系要大，要远得多。
光是这项发现就足以让哈勃名扬天下了。但他接着又关注了另一个问题，想要计算宇宙到底有多大，于是有了一个更惊人的发现。哈勃开始测量远方星系的光谱——斯莱弗已经在亚利桑那州开始做的工作。他利用威尔逊山天文台那台新的254厘米天文望远镜，加上一些聪明的推断，在20世纪30年代初得出结论：天空中的所有星系，除了银河系，都在离我们远去。而且，它们的速率和距离完全成正比：星系离我们越远，退行速率越快。
这真是太令人吃惊了。宇宙在扩大，速度很快，而且朝着各个方向。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就能明白，它一定是从某个中心点出发的。宇宙远不是稳定的、固定的、永恒的，它有个起点，或许也有个终点。
哈勃擅长观察，不太擅长动脑子，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发现的重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因为他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无所知。有意思的是，一方面爱因斯坦和他的理论已经世界闻名，另一方面，1929年，年迈的阿尔伯特·迈克尔逊接受了威尔逊山天文台的一个职位，用他的干涉仪测量光的速度，肯定向哈勃提到过，爱因斯坦的理论适用于他的发现。
哈勃没抓住机会，让机会落到了乔治·勒梅特身上，一个比利时教士学者。勒梅特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创造了自己的“烟火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宇宙一开始是个几何点，一个“原始的原子”；它突然爆发，然后一直向四面八方散开。这个理论预示了现代的大爆炸理论，但比大爆炸理论早得多。
1936年，哈勃写了《星云王国》，用得意的笔调阐述了自己的重要成就，终于表明他知道爱因斯坦的理论。
1953年，哈勃心脏病发作去世。他的妻子拒绝举行葬礼，也没说怎么处理了他的遗体。直到现在，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的遗体在哪里还是个谜。为了纪念他，只能遥望天空，遥望1990年美国发射的、以他名字命名的哈勃天文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