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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说起化学啊，人们总觉得它是一门严肃又受人尊敬的科学。一般都认为，这个转折点出现在1661年，罗伯特·玻义耳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怀疑的化学家》，哎，这可是第一篇区分化学家和炼金术士的论文呢！但说实话，这个转变真不是一蹴而就的，慢得很，而且也挺不确定的。
你想想，到了18世纪，化学界简直就是鱼龙混杂。就拿德国人约翰·贝歇尔来说吧，他写了本关于矿物学的巨著《地下物理学》，超级严肃！可同时呢，他又坚信自己能隐身，只要材料到位就行。哎，你说这化学，是不是挺奇特的？
要说早期化学最古怪也最偶然的发现，那还得说说1675年德国人亨内希·布兰德那个事儿。这家伙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坚信人尿能蒸馏出黄金！可能是尿液的颜色给了他灵感吧。结果，他收集了50桶人尿，在地窖里放了好几个月。经过一系列神秘的操作，先把尿变成了有毒的糊状物，然后又把糊状物变成了半透明的蜡状物。黄金嘛，肯定没戏，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玩意儿竟然开始发光，而且暴露在空气里的时候，还经常自燃起来！
这东西很快就被叫做“磷”了，源自希腊语和拉丁语，就是“会发光的”的意思。精明的商人马上看到了商机，但问题是，这东西生产太难了，成本太高，没法大规模开发。一盎司磷的零售价竟然高达6几尼，这可能相当于现在的300英镑！比黄金还贵！
一开始，人们还号召士兵们提供尿液，但这玩意儿对工业化生产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后来，到了18世纪50年代，一位瑞典化学家卡尔·金勒发明了一种不用尿液也能大量生产磷的方法。也多亏了他，瑞典才成了，而且现在还是，火柴的主要生产国。
哎，金勒这个人啊，真是个传奇，但也是个悲剧。他是个地位很低的药剂师，在几乎没有先进设备的情况下，竟然发现了8种元素：氯、氟、锰、钡、钼、钨、氮和氧！可他啥也没捞着。每次他的发现要么没人注意，要么就是别人独立发现之后才发表。他还发现了氨、甘油和单宁酸这些有用的化合物，还第一个意识到氯可以做漂白剂，哎，这些成就都让别人发了大财。
金勒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对所有试验用的东西都好奇，非要尝一口！包括那些又难闻又有毒的物质，比如汞、氢氰酸还有甲腈。这甲腈可是个毒物，150年后，欧文·薛定谔还在一个著名的思维实验里把它选为最佳毒素。哎，金勒这种鲁莽的作风最终害死了他。1786年，年仅43岁的他被发现死在工作台旁，周围全是剧毒化学品。
要是世界公平，要是大家都会说瑞典语，金勒早就在全世界名扬四海了。可惜啊，赞扬声都给了那些更出名的化学家，尤其是英语国家的化学家。金勒在1772年就发现了氧气，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及时发表论文。结果，功劳全归了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他晚了两年，在1774年夏天独立发现了氧气。更离谱的是，发现氯气的功劳也落到了汉弗莱·戴维头上，教科书上都这么写。戴维是发现了氯气没错，但比金勒晚了36年！
从牛顿和玻义耳，到金勒、普里斯特利和亨利·卡文迪许，中间隔着一个世纪。这期间，化学进步了不少，但路还长着呢。直到18世纪末，科学家们还在寻找，或者说他们以为找到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变质的气体、没有燃素的海洋酸、福禄考、氧化钙石灰、水陆气味，特别是燃素。燃素啊，那时候被认为是燃烧的原动力。他们还认为，有一种神秘的生命力，能赋予无生命物体生命。谁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在哪儿，但他们相信，你可以用电激活它，而且它只存在于某些物质里，不存在于另一些物质里。这就是化学后来分成有机和无机两大块的原因，有机就是指那些被认为有生命力的物质，无机就是没有的。
这时候，化学界需要一个眼光敏锐的人来把化学推向现代。法国出了这么个人，他叫安托万-洛朗·拉瓦锡。拉瓦锡1743年出生在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爸爸花钱给家里买了爵位。1768年，他在一家让人讨厌的机构“税务总公司”买了股份。这个机构代表政府负责收税，拉瓦锡本人据说挺温和公正的，但他工作的公司可不是。他们只向穷人收税，不向富人收，而且经常乱来。对拉瓦锡来说，这家公司最大的好处就是能给他提供大量的钱，让他搞科研。最多的时候，他一年能挣15万里弗赫，这相当于现在的1200万英镑！
走上这条发财之路三年后，他娶了老板14岁的女儿。这桩婚姻啊，真是门当户对。拉瓦锡太太聪明能干，很快就成了他丈夫的得力助手。尽管工作压力大，社交生活繁忙，他们每天还是抽出5个小时，早上2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还有整个星期天，他们叫“快活的日子”，来搞科研。拉瓦锡还抽空担任火药专员，监督修建巴黎的一段城墙来防止走私，协助建立米制，还和别人合著了一本叫《化学命名法》的手册，这成了统一元素名字的“圣经”。
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他还得关注各种时事，积极参与，比如催眠术研究、监狱改革、昆虫的呼吸、巴黎的供水等等。1870年，一位年轻的科学家向科学院提交了一篇关于一种新的燃烧理论的论文，拉瓦锡说了几句轻蔑的话。那理论确实是错的，但那位科学家再也没原谅他。这个人，就是让-保罗·马拉。
拉瓦锡唯一没做过的事，就是发现一种元素。在那时候，感觉随便谁拿个烧杯、火焰和一些有意思的粉末就能发现新东西。而且，当时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元素没被发现呢！当然，他不是缺烧杯，他有个当时最好的私人实验室，里面竟然有13000只烧杯！
拉瓦锡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把别人的发现拿过来，然后解释这些发现的意义。他抛弃了燃素和有害气体，确定了氧气和氢气到底是什么，还给它们起了现在的名字。总而言之，他让化学变得更严谨、更清晰、更有条理。
他的想象力用起来简直毫不费力。他和拉瓦锡太太一直忙于艰苦的研究工作，需要最精密的计算。比如，他们发现生锈的物体不会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变轻，而是会变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这意味着物体在生锈的过程中会从空气中吸收一些基本粒子。人们第一次认识到，物质只会变形，不会消失。就算你现在把这本书烧了，它的物质会变成灰和烟，但物质在宇宙中的总量不会改变。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物质不灭定律的革命性理念。不幸的是，它跟另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撞到了一起，而在这场革命中，拉瓦锡站错了队。
他不但税务总公司的一员，而且还积极修建巴黎的城墙，起义的市民们对这玩意儿恨之入骨，第一个攻打的就是它。1791年，马拉已经是国民议会的重要人物，他利用这一点，谴责拉瓦锡，认为他早该被绞死。不久之后，马拉在洗澡的时候被一个受迫害的年轻女子夏洛特·科黛刺杀了，但这对拉瓦锡来说已经太晚了。
1793年，“恐怖统治”达到了顶峰。玛丽·安托瓦内特被送上了断头台。11月，拉瓦锡和妻子正准备逃往苏格兰的时候，他被捕了。第二年5月，他和31名税务总公司的同事一起被送上了革命法庭，审判室里还放着马拉的半身像。其中8人被无罪释放，但拉瓦锡和其他人被直接带到了革命广场，也就是现在的协和广场，那里放着法国最繁忙的断头台。拉瓦锡眼睁睁看着岳父人头落地，然后自己也走上前去，接受同样的命运。不到3个月，罗伯斯庇尔也被以同样的方式、在同一地点送上了西天。恐怖统治很快就结束了。
拉瓦锡去世100年后，巴黎竖起了一座他的雕像，很多人都来瞻仰，直到有人指出，这雕像根本不像他。雕刻师承认，他用了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的头像，希望能蒙混过关。结果呢，大家好像也没太在意。这座拉瓦锡兼孔多塞的雕像就这么留在了原地，又过了半个世纪，直到二战爆发。有一天早上，有人把它取走了，当废铁熔化了。
到了19世纪初，在英国，吸入一氧化二氮，也就是笑气，成了一种时尚。因为人们发现，吸入这种气体会让人“高度快感和刺激”。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它成了年轻人喜欢的高档毒品。有个叫阿斯克协会的学术团体，甚至专门举办“笑气晚会”，志愿者可以在那里狠狠吸一口，提提神，然后摇摇摆摆地逗乐观众。
直到1846年，才有人发现了一氧化二氮的实用价值：用作麻醉药。哎，这事儿其实挺明显的，可之前怎么就没人想到呢？害得无数人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吃了不必要的苦头。
说这些，我是想说明，在18世纪发展得那么好的化学，到了19世纪的前几十年，有点迷失方向了，就像地质学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一样。一部分原因是仪器的限制，比如，直到19世纪末才有了离心机，这大大限制了很多实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社会因素。总的来说，化学被认为是商人的科学，是跟煤炭、钾碱和染料打交道的人的科学，不是绅士的科学。绅士们更喜欢地质学、自然史和物理学。与英国相比，欧洲大陆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也只是稍微好一点。有个事儿挺能说明问题，19世纪最重要的一次观察，也就是确定分子运动性质的布朗运动，不是化学家做的，而是一位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做的。布朗在1827年发现，悬在水里的花粉微粒会永远处于运动状态，不管时间有多长。这种不停运动的原因，也就是看不见的分子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个谜。
要不是出了个伦福德伯爵，情况可能更糟。尽管他有个高贵的头衔，但他其实是个普通人，名叫本杰明·汤普森，1753年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沃本。汤普森英俊潇洒，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偶尔还很勇敢，聪明绝顶，但又肆无忌惮。19岁那年，他娶了一位比他大14岁的有钱寡妇。但是，当殖民地爆发革命的时候，他愚蠢地站在了保皇派一边，甚至还为他们做间谍工作。1776年，他面临着被指控“对自由事业不够热心”而被捕的危险，他抢在反保皇派分子前面，抛弃了老婆孩子仓皇出逃。
他先逃到英国，然后来到德国，在那里担任巴伐利亚政府的军事顾问。他深深打动了当局，1791年被授予“神圣罗马帝国伦福德伯爵”的称号。在慕尼黑期间，他还设计和筹建了著名的英国花园。
在这期间，他抽空做了大量的纯科学研究。他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热力学权威，也是阐述液体对流和洋流循环原理的第一人。他还发明了几样有用的东西，包括滴滤咖啡壶、保暖内衣和一种现在还叫做伦福德火炉的炉灶。1805年，在法国期间，他向安托万-洛朗·拉瓦锡的遗孀拉瓦锡太太求爱，娶她为妻。这段婚姻并不成功，他们很快就分道扬镳。
伦福德继续留在法国，直到1814年去世。他受到法国人的普遍尊敬，除了他的前妻们。
我们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1799年他在伦敦短暂逗留期间创建了皇家科学研究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各地涌现了很多学术团体，它成了其中的一员。在一段时间里，它几乎是唯一一个旨在积极发展化学这门新兴科学的有名望的机构，而这几乎完全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汉弗莱·戴维的杰出年轻人。这个机构成立后不久，戴维被任命为该研究所的化学教授，很快就名噪一时，成为一位卓越的授课者和多产的实验师。
上任不久，戴维就开始宣布发现一种又一种新的元素：钾、钠、锰、钙、锶和铝。他发现那么多元素，与其说是因为他搞清了元素的排列，不如说是因为他发明了一项巧妙的技术：把电流通过一种熔融状态的物质，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电解。他总共发现了12种元素，占他那个时代已知总数的五分之一。戴维本来能做出更大的成就，但不幸的是，他渐渐沉迷于一氧化二氮带来的那种心旷神怡的乐趣。他简直离不开那种气体，一天要吸入三四次，据说这最终断送了他的性命。
幸亏还有别的人在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1808年，一位名叫约翰·道尔顿的年轻贵格会教徒，成为宣布原子性质的第一人；1811年，一个有着歌剧般名字的意大利人，洛伦佐·罗马诺·阿马德奥·卡洛·阿伏伽德罗，取得了一项从长远来看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即体积相等的任何两种气体，在压力和温度相等的情况下，拥有的原子数量相等。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阿伏伽德罗定律。这个定律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它为更精确地测定原子的大小和重量奠定了基础。化学家们利用阿伏伽德罗数，最终测出，一个典型的原子的直径是0.00000008厘米。这个数字确实很小。第二，在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人知道这件事。
一方面，是因为阿伏伽德罗是个离群索居的人，他一个人搞研究，从不参加会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什么会议可以参加，化学杂志也很少。这就很奇怪了，工业革命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化学的发展，但在几十年时间里，化学几乎没有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独立存在。
直到1841年，才成立了伦敦化学学会；直到1848年，那个学会才定期出版一份杂志。而到那时候，英国的大多数学术团体，比如地质学会、地理学会、动物学学会、园艺学学会和林奈学会，都已经存在了至少20年，有的甚至更久。它的竞争对手化学研究所直到1877年才问世，那是在美国化学学会成立一年之后。由于化学界的组织工作如此缓慢，有关阿伏伽德罗1811年的重大发现的消息，直到1860年在卡尔斯鲁厄召开第一次国际化学代表大会才开始传开。
由于化学家们长期在隔绝的环境里工作，形成统一用语的速度很慢。直到19世纪末叶，H2O对一个化学家来说是水，对另一个化学家来说却是过氧化氢。C2H2可能指乙烯，也可能指沼气。几乎没有哪种分子符号在各地是统一的。
化学家们还使用各种令人困惑的符号和缩写，而且经常是自己发明的。瑞典的J.J.伯采留斯发明了一种急需的排列方法，规定元素应该依照其希腊文或拉丁文名字进行缩写。这就是为什么铁的缩写是Fe，源自拉丁文ferrum，银的缩写是Ag，源自拉丁文argentum。
许多别的缩写与英文名字一致，氮是N，氧是O，氢是H等等，这反映了英语的拉丁语支性质，并不是因为它地位高。为了表示分子里的原子数量，伯采留斯使用了一种上标方法，如H2O。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流行把数字改为下标，如H2O。
尽管偶尔有人整理，直到19世纪末叶，化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当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一位模样古怪又不修边幅的教授跻身于显赫地位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很高兴。这位教授的名字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夫。
1834年，门捷列夫出生在遥远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的托博尔斯克，他的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也比较富裕。这个家庭太大了，史书上已经搞不清究竟有多少个姓门捷列夫的人：有的资料说是有14个孩子，有的说是17个。反正大家都认为德米特里是其中最小的一个。门捷列夫一家并不总是顺风顺水。德米特里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也就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就双目失明了，母亲不得不出门工作。她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最后成了一家很成功的玻璃厂的经理。一切都很顺利，直到1848年一场大火把工厂烧成灰烬，一家人陷入贫困。坚强的门捷列夫太太决心要让自己的小儿子接受教育，带着小德米特里搭便车跋涉6000多公里来到圣彼得堡，把他送进教育学院。她筋疲力尽，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门捷列夫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学业，最后在当地一所大学任职。他在那里是个称职的化学家，但算不上特别出色，更多的是以他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而闻名。他的头发和胡子每年只修剪一次。
1869年，在他35岁的时候，他开始琢磨元素的排列方法。当时，元素通常以两种方法排列，要么按照原子量，要么按照普通的性质，比如是金属还是气体。门捷列夫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发现可以将两者结合在一张表上。
事实上，门捷列夫的方法，早在3年前，一位名叫约翰·纽兰兹的英格兰业余化学家就已经提出过了，这就是科学上常有的事。纽兰兹认为，如果元素按照原子量排列，它们似乎依次每隔8个位置重复某些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一致。但有点不大聪明的是，纽兰兹将其命名为“八度定律”，把这种安排比作钢琴键盘上的八度音阶。人们认为这种说法完全荒谬，受到了嘲笑。
在集会上，有的爱开玩笑的听众会问他，能不能用他的元素来弹个小曲子。纽兰兹灰心丧气，没有再研究下去，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门捷列夫采用了一种稍稍不同的方法，把每七个元素分成一组，但前提完全相同。突然之间，这个方法似乎很出色，视角也很清晰。由于那些特点周期性地重复出现，所以这项发明就被叫做“周期表”。
据说，门捷列夫是从北美洲的单人纸牌游戏那里获得的灵感，从别处获得了耐心。在那种纸牌游戏中，纸牌按花色排成横列，按点数排成纵行。他利用了一种十分相似的概念，把横列叫做周期，纵行叫做族。上下看，可以看出一种关系；左右看，可以看出另一种关系。具体来说，纵列把性质类似的元素放在一起。因此，铜的位置在银的上面，银的位置在金的上面，因为它们都具有金属的化学亲和性；而氦、氖和氩处于同一纵行，因为它们都是气体。决定排列顺序的，实际上是它们的电子价。想要搞懂电子价，你非得去报名上夜校。与此同时，元素按照它们核里的质子数，也就是原子序数，从少到多地排成横列。
关于原子的结构和质子的意义，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现在，我们只认识一下这个排列原则：氢只有一个质子，因此它的原子序数是1，排在表上的第一位；铀有92个质子，因此快要排到末尾，它的原子序数是92。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菲利普·鲍尔指出的，化学实际上只是个数数的问题。顺便说一句，不要把原子序数和原子量混在一起。原子量是某个元素的质子数加中子数之和。
还有很多东西人们不知道或是不懂。宇宙中最常见的元素是氢，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人们对它的认识仅限于此。氦是第二多的元素，它是在此之前一年才发现的，以前谁也没有想到它的存在，而且即使发现了，也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太阳里。它是在一次日食时用分光镜发现的，因此以希腊太阳神赫利奥斯命名。直到1895年，氦才被分离出来。即使这样，还是多亏了门捷列夫的发明，化学现在才真正站稳了脚跟。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周期表是一件美丽而抽象的东西，而对化学家来说，它顿时使化学变得有条有理，怎么说也不过分。“毫无疑问，化学元素周期表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优美、最系统的图表。”罗伯特·E·克雷布斯在《我们地球上的化学元素：历史与应用》一书中写道，实际上，你在每一部化学史里都能看到类似的评价。
今天，已知的元素有120种左右，92种是天然存在的，还有20多种是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实际的数目稍有争议，因为那些合成的重元素只能存在百万分之几秒，化学家们有时候对是不是真的测到了，意见并不一致。在门捷列夫时代，已知的元素只有63种。说他聪明，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意识到，当时已知的还不是全部元素，还有很多元素没有被发现。他的周期表准确地预言了，新的元素一旦发现，就可以各就各位。
顺便说一句，没人知道元素的数目最多会达到多少，虽然原子量超过168的任何东西都被认为是“纯粹的推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凡是找到的元素都可以利索地纳入门捷列夫那张伟大的图表。
19世纪给了化学家们最后一个重要的惊喜。这件事始于1896年，亨利·贝克勒尔在巴黎不小心把一包铀盐忘在了抽屉里包着的感光板上。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取出感光板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铀盐在上面烧了个印子，就像感光板曝过光一样，铀盐在释放某种射线。
考虑到这项发现的重要性，贝克勒尔干了一件很古怪的事：他把这事儿交给一名研究生来调查。幸运的是，这位学生是一位新来的波兰移民，名叫玛丽·居里。居里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合作，发现有的岩石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大量能量，而体积又没有变小，也没有发生可以测到的变化。她和她的丈夫不可能知道的是，下个世纪爱因斯坦做出解释之前，谁也不可能知道的是，岩石在极其有效地把质量转变成能量。玛丽·居里把它称之为“放射作用”。在合作过程中，居里夫妇还发现了两种新的元素，钋和镭。钋以她的祖国波兰命名。
1903年，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玛丽·居里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她是既获化学奖又获物理学奖的唯一一人。
在蒙特利尔的麦克吉尔大学，新西兰出生的年轻人欧内斯特·卢瑟福对新的放射性材料产生了兴趣。他和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索迪的同事一起，发现很少量的物质里就储存着巨大的能量，地球的大部分热量都来自这种储存的放射性衰变。他们还发现，放射性元素会衰变成别的元素，比如，你今天手里有一个铀原子，明天它就成了一个铅原子。这确实非同寻常，是地地道道的炼金术，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儿会自然而自发地发生。
卢瑟福向来是个实用主义者，他第一个从中看到了宝贵的实用价值。他注意到，不管哪种放射性物质，它的一半衰变成其他元素的时间总是一样的，这就是著名的半衰期。这种稳定而可靠的衰变速度可以被用作时钟。只要计算出一种物质现在有多少放射性，以及它衰变的速度有多快，你就可以推算出它的年龄。他测试了一块沥青铀矿石，这是铀的主要矿石，发现它已经有7亿年了，比大多数人认为的地球的年龄还要古老。
1904年春，卢瑟福来到伦敦给英国皇家科学研究所开了一个讲座，讲的是关于他新发现的放射现象的蜕变理论。作为讲课的一部分，他拿出了那块沥青铀矿石。卢瑟福很机灵地指出，当时年迈的开尔文也在场，开尔文本人曾经说过，如果发现某种别的热源，他的计算结果会被推翻。卢瑟福已经发现了那种别的热源，多亏了放射现象，可以算出地球很可能比开尔文最终计算出的结果2400万年古老得多。
听到卢瑟福怀着敬意的陈述，开尔文面露喜色，但实际上无动于衷。他拒不接受那个修改的数字，直到临终那天还认为自己算出的地球年龄是对科学最有眼光、最重要的贡献，比他在热力学方面的成果重要得多。
和大多数科学革命一样，卢瑟福的新发现没有受到普遍欢迎。都柏林的约翰·乔利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竭力认为地球的年龄不超过8900万年，坚持到死也没有改变。别的人开始担心，卢瑟福现在说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点。但是，即使利用放射性测定年代法，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衰变计算法，也要等几十年以后，我们才能得出地球的真正年龄，大约是在10亿年以内。科学已经走上正轨，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开尔文死于1907年，德米特里·门捷列夫也在那年去世。和开尔文一样，他的累累成果将流芳百世，但他的晚年生活显然不大平静。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门捷列夫变得越来越古怪，他拒不承认放射现象、电子以及很多别的新鲜事物，也越来越难以相处。在最后的几十年里，无论在欧洲什么地方，他大多怒气冲冲地退出实验室和课堂。1955年，第101号元素被命名为钔，作为对他的纪念。“非常恰当，”保罗·斯特拉森认为，“它是一种不稳定的元素。”
哎，放射现象啊，实际上一直在不停地发生，以谁也估计不到的方式发生。20世纪初，皮埃尔·居里开始出现放射病的明显症状，骨头里隐隐作痛，经常感到不舒服，那些症状肯定会不断加剧。但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因为他在1906年在巴黎过马路的时候被马车撞死了。
玛丽·居里在余生干得很出色，1914年帮助建立了著名的巴黎大学铀研究所。尽管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但她从来没有当选过科学院院士。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皮埃尔死了以后，她跟一位有妻室的物理学家发生了暧昧关系。她的行为如此不检点，连法国人都觉得很丢脸，至少掌管科学院的老头儿们觉得很丢脸。当然，这件事也许和本书不相干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任何像放射性这样拥有巨大能量的现象肯定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有好几年时间，牙膏和通便剂的制造商在自己的产品里放入了有放射作用的钍；至少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州芬格湖地区的格伦泉宾馆，肯定还有别的宾馆，还骄傲地以其“放射性矿泉”的疗效作为自己的特色。直到1938年，才禁止在消费品里放入放射性物质。但这时候，对居里夫人来说已经为时太晚了。她1934年死于白血病。事实上，放射性危害性极大，持续的时间极长，即使到了现在，动她的文献，甚至她的烹饪书，还是很危险的。她实验室的图书保存在铅皮衬里的箱子里，谁想看这些书都得穿上防护服。
多亏了第一代原子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不惧高度危险的工作，20世纪初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球毫无疑问是很古老的，虽然科学界还要付出半个世纪的努力，才能很有把握地说它到底有多么古老。与此同时，科学很快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原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