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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大家好!咱们今天聊聊经济的动力。话说1776年,那可真是个不寻常的年份。北美殖民地闹独立,签了独立宣言。 同一年,亚当·斯密,常被咱们说是经济学之父的,也发表了他的鸿篇巨制,这老先生对美国未来的评估,那是相当有远见。但他让人记住的可不是他的政治眼光,而是他对经济深刻的理解。

他写道,因为劳动分工,各行各业的产量大大增加,在一个管理良好的社会里,这种普遍的富裕会惠及到最底层的老百姓。 这话说的,苏格兰和美国都深有体会。

咱们经济学家衡量产出和收入的通常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嘛。英国自1776年以来,按通胀调整后的人均GDP增长了十倍都不止。 但是,这数字啊,它没法告诉你变化到底有多大。你想想,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用的是鹅毛笔。他住在爱丁堡的房子里,没自来水,点蜡烛照明。 他住的地方就在皇家英里大道旁边,那是城里最主要的街道,从城堡通到荷里路德宫,成天臭烘烘的,全是马粪味儿。孩子们那时候夭折率高,斯密活到六十七岁去世,人们都觉得他算很长寿的了。

《国富论》开头就讲了一个大头针工厂的故事。斯密说,他见过一个这样的小工厂,只雇了十个人。每个人一天能生产四千八百根大头针!但要是他们各自独立干,没人教他们,一天连二十根都做不出来,说不定一根也做不出来!

斯密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么个事儿:劳动分工带来各行各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集体知识的积累,加上专业技能的结合,在两百多年时间里,把咱们从大头针工厂的时代带到了iPhone、Facebook、空中客车的时代。

人嘛,是社会动物。跟其他动物一样,人会竞争,争物质,争配偶,争地位,但人跟其他哺乳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咱们的沟通和合作能力特别强。这种沟通和合作的规模,让咱们人类拥有其他物种没法比的能力。

咱需要归属感,需要肯定,也明白通过集体行动能实现个人无法企及的目标。竞争能激发努力、创新和创造力,合作对于提高效率、实现创新和创造力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取决于它如何有效地平衡人类竞争的本能和合作带来的快乐。公司想成功,也得这样。

组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通过集体合作能完成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举个例子,2009年,设计师托马斯·斯韦茨就想自己从零开始造一台烤面包机。结果花了九个月,成本是商店里买的烤面包机的250倍!而且质量还没人家好。斯韦茨至少还能自己造一台差一点的烤面包机。但是,没人能独自造出iPhone或者核电站,甚至没人知道该怎么造。

人们成立体育俱乐部,加入俱乐部,就是为了享受集体努力带来的好处。国会授权建立国家美术馆,很多人捐赠画作或者允许在那里展出自己的作品,全世界几百万人都能欣赏这些藏品。老师、医生、大学教授们一起在学校、医院、大学里工作,因为他们知道,通过分享知识和经验,他们能更好地为学生和病人服务,更有效地推进知识的发展,而不是单打独斗。人类不会飞,但一群人合作就能造出飞机。一位飞行员在空中和地面上成千上万人的帮助下,就能载着几百人环游世界。

衡量任何组织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集体努力的成果是否比个人行动的总和更有价值。个人试图飞翔的行为很可笑,但一群人却能制造和驾驶飞机。出版商的角色,就是把作者、编辑、印刷商、书商等一系列活动结合起来,协调起来,最终把这本书送到你手里。结合和协调,是商业的关键,也是一切进步的关键。

中世纪僧侣的手稿,能看到的人寥寥无几。但一旦跟印刷术结合起来,学者的博学知识就能传播给更多的人。跟大家一起锻炼更有意思,俱乐部能提供个人无法获得的设施。国家美术馆比把同样的画挂在很多私人场所里,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快乐。如果学生能接触到更多学者的智慧,大学就能提供更好的教育。高效的专业服务机构,比如学校、医院、律师事务所或咨询公司,得益于拥有不同能力和经验的个人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能产生集体的知识,成为集体智慧的基础——也就是大家一起工作时共享的知识和能力——从而为商业、社会和科学问题提供新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通过集体行动来增加价值的机会无处不在。就算是孤独的长跑运动员,也能从参加有组织的马拉松比赛中获得快乐。我这本书里会经常用体育的例子。我对体育兴趣不大,但我发现体育能展现人类同时竞争和合作的能力,而且大多数人在谈论体育的时候,不会像谈论商业那样,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什么能比五万人聚集在一起,在伦敦或纽约的街道上跑二十六英里更能体现竞争和合作的结合了。

所以,集体行动的理由往往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很少有人为了钱去参加马拉松比赛,可能就连塔塔咨询服务公司,这家在印度家族控制下的企业集团,也是这两座城市马拉松比赛的主要赞助商,也不是为了钱。很多人是为了给慈善机构筹款而跑。没有什么比体育赛事中的人群更能体现情感两极分化了。工作场所也是一样,尽管集体行动的根本理由主要是经济上的,但社会因素也掺杂在其中。

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对人类动机来源最具影响力的描述,也是学术界之外最广为人知的理论。人们首先有食物和住所等基本的生理需求,然后是安全需求;一旦满足了这些需求,他们就能寻求归属感和被肯定;然后,随着这些目标的实现,他们就能追求自我实现。后来的研究,比如马丁·塞利格曼的“积极心理学”,倾向于认可多种需求并存的观点,但不太支持马斯洛的层次排序。就算是贫困国家里的穷人,跟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渴望归属感和被肯定。

员工上班当然是为了工资,用工资买食物,交房租。但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组织里,他们也期待工作场所的友谊。他们希望自己的技能和贡献能得到同事和老板的认可。员工会因为自己参与创造了优质的产品,让消费者满意而感到满足。奖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能带来多少钱,也在于它是一种被肯定的象征。就算是在腐败的环境里,无论是黑手党家族,还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串通操纵利率的交易员,也需要得到同伴的认可。

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发现,当人们被要求报告他们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幸福状态时,他们在工作中比在家里更容易感到快乐。他还描述了“心流”,也就是完全投入到成功完成一项困难任务时所产生的快乐。

正是这种“心流”的体验,驱使着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恶劣的天气里去攀登高山。但是,“心流”的体验往往是在集体活动中实现的。要认识到“心流”的力量,可以看看梅西对阵赫塔菲时的进球,史蒂夫·乔布斯在旧金山发布iPhone,或者克劳迪奥·阿巴多同年在BBC逍遥音乐会上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伦敦一家剧院看亚历克·吉尼斯爵士主演的戏剧时,剧院里发生了骚动。吉尼斯暂停了表演,指着肇事者说:“你们能不能安静点?”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表演。我当时看到了一位技艺精湛的专业人士进入了心流状态。

但吉尼斯表演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很少有什么能像在伦敦西区剧院的舞台上指挥观众那样,更能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或者像吉尼斯出演《星球大战》那样,让你的钱包鼓起来。梅西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之一。很难看出莱因霍尔德·梅斯纳独自攀登珠穆朗玛峰有什么公共利益,而且他这样做肯定也不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虚荣心和利己主义并不是唯一的动机,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也是动机。

我可能要把最后一句话留给史蒂夫·乔布斯:“要真正感到满足,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你认为伟大的工作。而要做出伟大的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事。”跟吉尼斯、梅西和梅斯纳一样,乔布斯的职业生涯也表明,高超的专业技能往往跟极度的自我专注联系在一起。克劳迪奥·阿巴多似乎比大多数指挥家更谦虚,他解释了为什么他选择不指挥美国乐团:“他们结束排练不是因为音乐完成了,而是因为时间到了。”这有力地表达了一群人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工作,跟个人履行合同义务之间的区别。

这些观察结果跟咱们的日常经验太一致了,以至于显得平庸,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关于商业的很多文章,无论是支持者写的,批评者写的,还是学者写的,都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其中一个思想流派起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商业代表着阶级斗争的前线,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另一种思想流派是机械的——公司由其生产关系来定义,类似于从特定投入中产生可预测产出的物理或化学过程。这两种方法都起源于对十九世纪商业的观察。

尽管社会、政治和技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它们仍然具有影响力。阶级和地位确实在商业中发挥作用,尽管它们的作用跟1850年大不相同。当时,近一半的英国人口是文盲;现在,近一半的人口上大学。当时,议会被世袭贵族所控制;现在,普遍选举已经实行了一个世纪。当时,英国公司,比如银行或铁路公司的董事会,由达官显贵组成,而负责运营事务的人员,比如总经理或首席机车工程师,肯定会明确自己是下属。如今,董事会成员更有可能听从首席执行官公认和钦佩的智慧。或者,他们可能意识到自己的费用取决于他们是否继续表现出这种尊重。

美国摆脱世袭贵族制度,实现广泛识字的速度更快;但它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阶级结构,最初是基于后天获得的财富,而不是贵族出身。但在镀金时代结束时,纽约社会出现了阿斯特夫人举办的“四百人舞会”:“如果你超过这个数字,你就会遇到在舞厅里感到不自在的人,或者让其他人感到不自在的人,”她的顾问沃德·麦卡利斯特这样说道。即使在“四百人”中,旧财富也比新财富更受青睐,范德比尔特家族为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就象征了这一点。但范德比尔特夫人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二十世纪,“暴发户”在美国、英国以及(不那么果断地)在欧洲大陆,超越了“贵族”。在今天的全球北方,地位主要是个人的成就或名声的产物,其种类繁多,但并非总是令人钦佩的。

现代版的阿斯特夫人舞会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年度慈善晚宴。据说门票价格为5万美元,与会者需要经过一个由《Vogue》杂志主编安娜·温图尔主持的小组的审查,她在2023年与佩内洛普·克鲁兹和罗杰·费德勒一同担任审查员。2021年,进步派国会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穿着一件写有“向富人征税”字样的连衣裙出席,这个口号可能无法通过阿斯特夫人侍从的审查。

联合国统计司(UNSD)采用了以下分类:“发展中经济体大致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包括以色列的亚洲、日本、大韩民国以及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 Oceania。发达经济体大致包括北美和欧洲、以色列、日本、[即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反映这些国家(大致)地理位置,现在通常将这些群体称为“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尽管存在明显的异常情况,我还是遵循这一惯例。

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直到镀金时代,“资本”一词既用来描述个人财富,也用来描述有形生产资料。在工业革命之前,土地是这两者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仍然是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尽管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土地,而不是农业用地。今天,“资本”一词经常被随意地用来描述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和作为金融资产的资本,后者不一定直接或间接地与任何有形物体相关联。 “资本”一词也被用作衡量个人或公司实体的净值的指标。 “资本”一词的多种含义,特别是作为财富的资本和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之间的区别,将在第29章中更全面地讨论。)

从个人财富到提供生产性资本再到控制企业,这种联系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我将这种联系描述为“三方联系”,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它的解体。事实上,即使在工业革命进程中,这种联系也在逐渐削弱;之前的商业成功在为新企业提供有形资本方面,发挥了比继承的土地和财产更大的作用。

相信为描述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纺织厂和钢铁厂的商业景象,以及由艾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塑造的金融体系而设计的语言和模型,可以很容易地适应描述苹果和谷歌的商业世界,这是一种自大的表现,或者仅仅是缺乏想象力。对于 J. P. 摩根来说,“信用的首要因素是品格”;如今,最成功的金融家是算法交易的先驱,由计算机匿名进行。而呼吁推翻资本主义的口号,则印在Met Gala上时尚的连衣裙上,而不是安德鲁·卡内基的Homestead Steel Works的纠察线上。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强调的是个人身份,而不是阶级身份。个人主义的语言一直是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核心,今天它支撑着许多政治哲学。约翰·罗尔斯和罗伯特·诺齐克都借鉴了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发展了新的国家社会契约理论。罗尔斯强调最弱势群体的福利,这吸引了政治左派,诺齐克关注对财产权的保护,这吸引了右派的支持者。

罗尔斯和诺齐克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主要著作中阐述了他们的观点:分别是《正义论》和《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罗尔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处于“无知之幕”之后,不知道我们将在这个社会中占据什么位置,我们会希望社会以何种方式构建?他的结论是,自私自利会让我们想要保护最弱势群体。相比之下,诺齐克的“权利理论”保护通过“正当获取”或“正当转让”获得的财产,并将国家视为个人为保护自身权利而签订的社会契约。他的结论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是一个人们受到相对较少约束的社会,即使这意味着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好得多——例如,国家不应该从事收入再分配。

这两种哲学方法都将行动力两极分化为个人和国家之间,右派强调个人自主权,左派则希望政府监管和执行集体行动。这样做,这两个学派都尽量减少了社区的作用:这些社区在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都至关重要。他们边缘化了这些社区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而这正是咱们繁荣和文化的基础。

1976年,迈克尔·詹森和威廉·麦克林撰写了一篇论文,是现代学术界对商业组织主导模式引用最广泛的文献之一,有超过13万篇著作引用了该论文。詹森和麦克林断言,“大多数组织仅仅是法律上的虚构,它们只是个人之间一系列合同安排的联结。”他们将公司描述为合同的联结,是一群人,他们暂时发现彼此做生意是有利的。

麦克林于1998年去世。迈克尔·詹森在这本书即将出版时去世,他的女儿把他介绍给自助大师沃纳·埃哈德后,他经历了一次顿悟。埃哈德(真名杰克·罗森伯格)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部纪录片中出现有关他逃税和性虐待的指控时,他的职业生涯似乎受到了破坏;这些指控后来被证实是虚假的,并声称它们是由科学教运动策划的。詹森最近与埃哈德合作撰写的文章,涉及关于诚信主题的复杂论证。

在将这种个人主义思维应用于商业时,作为人类行为(包括经济行为)重要方面的社会本能,已经被置于对激励的回应的几乎完全的强调之下。理性被简化为不过是贪得无厌。投资银行家在奖金季来临时垂涎三尺,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听到铃声一样;他们学会了像斯金纳的老鼠一样按下杠杆来获得奖励。当组织围绕这些假设进行设计时,这些关于行动力和动机的假设往往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围绕这些假设设计的组织是机械的,而不是社会的。

在我1993年出版的《企业成功的基础》一书中,我对“合同联结”方法表示同情,因为我仍然相信,企业的本质是个人之间关系的集合。但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就像我现在意识到的一样,这种想法的倡导者将这些关系视为交易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是,通过过度强调商业关系的交易性,咱们不仅破坏了商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削弱了商业的有效性,即使是在交易方面。 哎,就说到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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