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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丹尼尔·卡尼曼这个人呐，他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就是他对自己的记忆力压根就不相信。你想想，他能不看稿子地讲完一整个学期的课，学生都觉得他把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了，可一问他过去的事儿，他就说自己的记忆靠不住，让别人也别太当真。
他这自我怀疑啊，估计是他的人生信条吧。有学生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怀疑”，这股劲儿能推着他往更深的地方钻研。也可能他就是想藏起来，不想被人发现，所以才故意装成这样，哎，谁知道呢。
就算他不相信自己的记忆，但总归还是有些记得的吧。比如说，1941年底或1942年初，德国人占领巴黎一年左右的时候，他宵禁之后被抓住了。那时候犹太人得在衣服上缝个六芒星，他觉得丢人，每天早早去学校，放学了就把衣服反着穿，就是不想让同学看见。
有一天，他回家晚了，碰上了一个穿黑制服的德国士兵。他说这种士兵最可怕了，是专门招来的纳粹党卫军。他赶紧加快脚步，结果那个士兵冲他招手，一把抱住他，还把他举起来了。他当时害怕得要命，怕士兵看到衣服里面的六芒星，结果那个士兵只是热情地跟他说话，说的德语，还掏出钱包，给他看一张男孩的照片，最后还给了他一些钱。他回家就跟妈妈说，妈妈说得对，人呐，比你想的复杂多了，有趣多了。
他还记得他爸1941年11月被抓走的事。那时候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抓，送到集中营。他对他妈感情挺复杂的，但是对他爸，那是真爱。“我爸就像一个发光体，魅力无穷”，他是这么说的。他爸被关在巴黎郊外的德朗西监狱，那儿本来是给七百个人住的房子，硬是塞了七千多个犹太人。“我记得和妈妈去看监狱的情景”，他回忆说，“那是一栋橘粉色的建筑，从外面能看到里面的人，但看不清他们的脸。还能听见女人和小孩的声音。我还记得那个监狱的警卫，他说，‘这里的日子可不好过，他们只能吃些果皮或者蔬菜皮’。” 哎，德朗西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只是去集中营的中转站，到了那儿，孩子和妈妈就会被分开，然后被送往奥斯威辛。
多亏了尤金·舒勒，他爸六个星期后就被放出来了。舒勒是欧莱雅公司的老板，他爸在那儿做化妆品工程师。二战结束后，舒勒帮纳粹抓犹太人的事才被曝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当年却放了他手底下最重要的工程师一马。舒勒跟德国人说，他爸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人物”，所以把他送回了巴黎。他爸回来的那天，他记得特别清楚。“我们知道他要回来，于是先去买些东西。回到家按响门铃后，是他来开的门。他穿着自己最讲究的那套西装。他当时的体重只有45公斤，瘦得皮包骨头。他还没有吃东西，在等我们一起吃。这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后来，舒勒也保不了他们在巴黎的安全了，他爸就带着全家逃跑。1942年的时候，法国边境都封锁了，根本没有安全的路。所以，他和姐姐，还有他们的爸妈，往南边跑，那儿维希政府还管着。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各种危险，他记得他们躲进过谷仓，还记得他爸在巴黎弄来的假身份证上有个拼写错误，他和姐姐还有他妈的名字都被写成了“卡德尔”，他爸的姓本来是“凯德尔”。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得叫他爸“叔叔”，他还得替他妈说话，因为他妈说法语带着意第绪语的口音。他妈平时可不是个少说话的人，总是在抱怨，抱怨他爸一战的时候判断失误，觉得德国人不会入侵巴黎，所以才没走。他妈早就预感到了可怕的命运，她悲观，他爸乐观。他当时就觉得，自己跟他妈特别像，跟他爸不太像，哎，他对自己的感觉也挺复杂的。
1942年冬天快到的时候，他们在担惊受怕中来到一个叫瑞安莱潘的海边小镇。多亏了舒勒，他们有自己的房子，里面还有个化学实验室，他爸可以继续工作。为了适应新环境，他爸妈让他去上学，但是警告他别跟别人说太多话，也别表现得太聪明，怕犹太人的身份被看穿。他说，他对那段日子唯一的记忆就是老气横秋，书呆子气十足。他很少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和身体是连在一起的。他在运动方面特别笨拙，同学们都叫他“行走的僵尸”。有个体育老师还不给他颁奖，说“万事都应有底线”。不过，他的心很敏锐，也很坚强。从他开始想自己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那一刻起，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心目中的自己是这样的：只有脑袋，没有躯体。后来，他又给自己勾勒了一个新的形象：一只被猎人追逐的兔子，活着是唯一的目标。
1942年11月10号，德国人占领了法国南部。穿黑制服的德国兵把男人们从公交车上拽下来，撕掉他们的衣服，检查他们是不是行过割礼的犹太人。“所有被抓的人都死了”，他是这么回忆的。他爸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年轻的时候就放弃了犹太教的信仰，离开了立陶宛，来到了巴黎。他当时还不打算放弃对神的信仰。他说：“我和我的父母睡在同一顶蚊帐下，他们睡大床，我睡小床，那时我九岁。我会向上帝祈祷，我的祷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很忙，我知道这是段难挨的日子。我不想祈求太多，只想请你能让我再多活一天。”
为了活命，他们又开始逃亡。这一次，他们沿着科特达祖尔，来到了滨海卡涅，住在一个以前是法军上校的人家。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直被迫待在住所里，看书打发时间。他把《八十天环游地球》看了一遍又一遍，迷上了英国的一切，特别是菲利斯·弗格。那个法军上校有一书架关于凡尔登战役的书，他也都看了一遍，都快成专家了。他爸还在海岸那头带实验室的房子里工作，每个周末坐公交车来看他们。星期五晚上，他和妈妈会一起坐在花园里，一边看她缝补的袜子，一边等他爸回来。“我们住在山上，能看见公交车站。我们永远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平安到来，自那以后我就痛恨等待。”
在维希政府和赏金猎手的帮助下，德国人抓犹太人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他爸有糖尿病，可是出去看病比不看病还危险。他们又一次逃离了。先是躲进了旅馆，最后藏进了利摩日城外一个小村庄里一家乡村酒吧后面的鸡舍。这儿没有德国兵，只有一些法兰西民兵，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德国人抓犹太人，清除法国的抵抗力量。他不知道他爸是怎么找到这儿的，但他肯定这事儿跟欧莱雅公司的老板脱不了关系，因为公司的人还会送来成包的食物。他们在房子中间搭了个分隔带，好让姐姐有自己的空间，可是鸡舍毕竟不是给人住的。到了冬天，冷得要命，门都会被冻住。他姐姐想睡在炉子旁边取暖，结果把睡袍给烫了个洞。
为了表示自己是基督徒，他妈和姐姐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教堂。他十岁了，也重新回到了学校，因为待在学校比待在鸡舍里强。这个乡村学校的学生比瑞安莱潘的学生差多了，老师倒是挺和蔼的，但也教不了啥。他能记得的唯一一堂课是关于生命起源的。他发现有些内容太离谱了，觉得老师肯定讲错了。“我说，‘这绝对不可能！’我回去问了我妈，她说就是那么回事。”但他还是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挨着他妈睡觉，半夜起来上厕所，只能从他妈身上爬过去。她被惊醒了，正好发现儿子压在自己身上。“我妈吓坏了，于是我想，‘看来是真的！’”
就算还是个孩子，他也喜欢琢磨别人——他们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那么做。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直接经验很少。虽然也上学，可是他从不跟老师同学来往，也没什么朋友，因为哪怕是点头之交都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和别人保持距离，反而见证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他觉得，学校老师还有酒吧老板肯定知道他们是犹太人。要不然，他一个十岁的小孩，怎么会跑到乡下佬云集的学校里读书？他们一家四口，穿得那么好，又怎么会挤在鸡舍里？可是他们一点都没表现出来。他的老师给他打高分，还邀请他去家里做客。酒吧老板娘安德里厄夫人有时候会让他帮点忙，给他点小费（他也没地方用），甚至还想让他妈跟她一起开妓院。当然，大多数人还是没发现他们的真实身份。他特别记得一个年轻的法国纳粹党徒，是个民兵，他追求他姐姐，被拒绝了。他姐姐当时十九岁，长得像个电影明星。（战争结束后，这个纳粹党徒才知道自己曾经爱上了一个犹太人，让他姐姐特别解气。）
1944年4月27号晚上——他记得特别清楚，他爸带他去散步。那时候他爸嘴上已经长出了黑斑，49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多了。“他告诉我可能我得承担起一些责任了”，他回忆说，“他对我说，要把自己看成这个家里的男子汉。他教我如何帮妈妈当家做主——他说我是这家里比较理智的那个人。我把自己写的诗集送给了他。当天晚上，他就去世了。”关于他爸的死，他只记得他妈让他和安德里厄夫妇待了一晚上。当时村里还躲着一个犹太人，他妈找到他，是他帮着在他回家前把父亲的遗体搬了出去。他妈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埋葬了他爸，但是没让他参加葬礼，可能是觉得太危险了。“对于他的死，我感到愤怒”，他说，“他从没生过病，但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六个星期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他没看见一个士兵，也没见到美国大兵开着坦克驶入村子，把糖果扔给孩子们。有一天，他从睡梦中醒来，闻到了空气中快乐的味道。法兰西民兵团的人都被抓走了，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关进了监狱。那些和德国人睡过的女人也被剃光了头，游街示众。到了十二月，德国人全部被赶出了法国，他和妈妈回到了巴黎，那儿还有他们战前的房子和财产。他有一本笔记，叫“我的思想日志”（“我一定是忍不住要写下来”）。到了巴黎，他在姐姐的课本里读到了一篇帕斯卡的文章，这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当时，德国人为了重新占领法国，正在发起最后的反攻。他和妈妈被恐惧包围，生怕德国人会攻破防线。他在这个时期写了一篇小文章，试图解释为什么人类离不开宗教。他开头引用了帕斯卡的一句话：“信仰上帝会使我们内心澄澈”，然后评价说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了”。顺着这个思路，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宗教和躯体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通过它们获得相同的感受。从那以后，他不再认为上帝是可以祷告的对象。后来，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还记得小时候写的那些故弄玄虚的东西，既得意，又有点不好意思。他觉得自己少年老成的写作风格“与我的内心感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我深知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唯以无用之躯拖着一颗头颅，永远也不会与别的孩子融为一体”。
在巴黎，在他们以前住的公寓里，他和妈妈只找到了两把坏掉的绿色靠椅。但他们还是住了下来。五年来，他第一次不用掩饰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上学。在那儿，他和两个高大帅气的俄罗斯贵族男孩成了好朋友。对他来说，那是一段快乐又难忘的记忆，也许是因为过去的日子太孤独了。多年后，为了验证自己的这段记忆，他还想方设法地联系上了那对俄罗斯兄弟。一个当了建筑师，一个做了医生。他们在给他的回信里说，他们记得他，还附上了合影。可是他却没在照片里找到自己，他们肯定是把他当成别人了。看来，这份寂寞的友谊只是他的想象，并不是真的。
1946年，他们一家离开了不接纳他们的欧洲。他爸的家人以前住在立陶宛，在大屠杀中和六千多个犹太人一起死了。只剩下他叔叔，是个老师，正好在德国人打来的时候出去了，才活了下来。他和妈妈的家人一样，也住在巴勒斯坦。于是，他们搬去了那儿。他们的到来引起了轰动，有人还专门录了像（现在胶片找不到了）。但是他后来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只提到了他叔叔递给他的一杯热牛奶。“我还记得那杯牛奶的颜色，那么白”，他说，“那是我五年来喝到的第一杯牛奶”。他和妈妈、姐姐住进了外祖父在巴勒斯坦的家里。在那儿住了一年之后，十三岁的他跟上帝彻底决裂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在哪儿——就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我记得我当时的想法，我认为我可以假装真的有上帝，但是这个上帝不会知道我手淫的事。我得出的结论是，上帝不存在。我的宗教生涯就此画上了句号。”
要是问他童年的事，他记得的，或者说他选择记住的，就这么多了。从七岁开始，他就被告知不能相信任何人，他也是这么做的。他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把自己和人群隔开，不让别人看清自己。他注定会成为世界顶尖的心理学家，成为研究人类错误行为的权威。他会研究在人类做决定的时候，记忆是怎么起作用的。比如说，法军对德国人在一战中的军事策略的记忆，是怎么让他们误判了德国人在二战中的策略的；一个人对德国人在一战中的行为的记忆，是怎么让他误判了德国人在二战中的意图的。再比如说，一个负责抓犹太人的希特勒党卫军，是怎么因为对远在德国的一个小男孩的记忆，而没有认出在巴黎街头遇见并抱在怀里的小男孩的犹太人身份的。
但是，他从自己的记忆中没找到那么多相关性。他一直觉得，过去的经历和他的世界观没啥关系，或者说，和他表现给别人的样子没啥关系。要是别人老问他，他就会说：“人们总觉得童年对人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不太确定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就算是对那些他当成朋友的人，他也没提过大屠杀的事。真的，直到他得了诺贝尔奖，记者们开始采访他，他才慢慢地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说出来。他的老朋友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他的过去的。
他和妈妈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又赶上了一场战争。1947年秋天，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交给了联合国。联合国在11月29号通过决议，把巴勒斯坦分成了两个国家。新成立的犹太国大概有康涅狄格州那么大，阿拉伯国小一点。耶路撒冷和圣地没分给任何一方。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可以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的“公民”；实际上，有些耶路撒冷公民是阿拉伯血统，有些是犹太血统，两派人还在互相残杀。他们一家住的公寓楼离两派人私自划的分界线很近，曾经有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卧室。他的童子军的头儿也死了。
不过，他没觉得生活有多危险。“这跟过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在战斗，所以心里会好受一些。我讨厌自己作为犹太人生活在欧洲的那种感觉，我讨厌像个猎物一样成天东躲西藏，我不想做逃命的兔子。”1948年1月的一个晚上，他特别激动，因为他第一次见到了犹太兵：38个年轻的战士在他住的公寓的地下室里集合。阿拉伯士兵已经封锁了小国家南部地区的几个犹太人定居点，这38个士兵准备从他家楼下出发，去营救那些居民。路上，三个士兵回来了——一个扭伤了脚，另外两个送他回来。所以，队伍里只剩下了35个人，历史上叫“35人组”。他们本来打算趁着夜色悄悄前进，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还没赶到目的地。在路上，他们碰见了一个阿拉伯牧羊人，最后决定放了他——至少他是这么听说的。结果，牧羊人跑去给阿拉伯士兵报信，他们伏击了“35人组”，杀死了所有的犹太士兵，还把他们的尸体给肢解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杀死吗？”他说，“因为他们下不了狠心朝一个牧羊人开枪。”
几个月后，一队医护人员打着红十字会的横幅，开车从犹太城沿着小路前往斯高帕斯山，那儿是希伯来大学和它的附属医院所在地。斯高帕斯山紧靠阿拉伯边境线，是深陷在阿拉伯地区里的一座属于犹太人的孤岛。进山的唯一通道是一条两点四公里长的小路，由英国政府管着，保证往来人员的安全。大多数时候，这条路都很太平，可是这一天，先是炸弹爆炸，把打头的那辆福特卡车给逼停了。紧接着，阿拉伯人的机关枪向卡车后面的大巴车和救护车疯狂扫射。车队里有几辆小车及时掉头跑了，可是满载乘客的大巴车却被困住了。扫射停了，车上的78个人都死了。他们的身体被子弹打成了筛子，最后只能埋在同一个大坑里。这些人里有一个学者，叫恩佐·伯纳文图拉，九年前从意大利来到这儿，准备帮希伯来大学成立一个心理学系。现在，他的愿望和他一起被埋进了坟墓。
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承认自己担心过生死。“我们曾经打败过五个阿拉伯国家——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没什么可害怕的。我不记得自己有过世界末日的感觉。一些人被敌人杀死了，仅此而已。但是，二战结束的确让我感觉松了一口气。”他妈显然不像他这么乐观。她带着十四岁的儿子，离开了耶路撒冷，去了特拉维夫。
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独立，英国军队第二天就撤走了。随后，约旦、叙利亚、埃及等国的军队，还有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部分武装力量，向以色列发起了进攻。耶路撒冷被困了几个月，特拉维夫的生活也乱了套。在现在的洲际酒店旁边的海滩上，以前有个清真寺的光塔，阿拉伯人把它改成了狙击手的埋伏点——他们会在犹太小孩上下学的时候射击他们，而且也真的这么做了。“子弹满天飞”，西蒙·沙米尔回忆说。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住在特拉维夫，只有十四岁。长大之后，他当了外交官，是唯一一个出使过埃及和约旦两个国家的以色列大使。
沙米尔是他第一个真正的朋友。“班里的其他孩子总觉得和他不太亲近”，沙米尔说，“他不喜欢凑堆，会选择性地跟人交往。对他来说，就算只有一个朋友也没关系。”他一年前来到以色列的时候，不会说希伯来语，但是到了特拉维夫上学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流利了。而且，他的英语成绩也比班里的其他孩子好。“每个人都觉得他特别聪明”，沙米尔说，“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你将来会出名的’，但他听了总觉得不自在。我不是个算命的，但当时真的有种感觉，他以后会很有出息的。”
他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都看得出来。不是他故意要这样，而是他本来就是这样。“他是班里唯一一个认真纠正英语发音的人”，沙米尔说，“我们其他人会觉得很可笑。他在很多方面都跟我们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个局外人，这种状态跟他的难民身份没关系，是他性格导致的。”他不太像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倒像一个装在孩子身体里的老学究。“他总是沉迷在一些问题里”，沙米尔说，“我记得有一天，他把一篇自己写的文章给我看，我当时特别纳闷儿，因为文章通常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只有需要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写文章。他写了一篇跟课程内容完全没关系的文章，仅仅是因为他喜欢那个题材，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文章里，对比了一个英国绅士和一个赫拉克勒斯时代的希腊贵族的性格。”沙米尔发现，别的孩子还在从身边的大人那里学习知识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从书里，从自己的思想里寻找答案了。沙米尔说：“我认为他在寻找一种理想，一种典范。”
以色列独立战争持续了十个月。在战前，这个犹太人国家的国土面积只有康涅狄格州那么大，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它的面积已经超过了新泽西州。以色列人里，百分之一的人在战争中死了（相当于新泽西州的九万人），阿拉伯人死了一万多人，还有75万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到处流浪。战争结束后，他妈带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儿，他认识了他生命中的第二个好朋友，埃瑞克·金斯伯格，是个英国男孩。
特拉维夫的生活够困难的了，但耶路撒冷更甚。基本上没人有照相机、电话甚至门铃。你要是想见朋友，只能走着去他家，然后敲门或者吹口哨叫他。他那时候就是走路去埃瑞克家，吹口哨叫他下楼，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基督教青年会，要么游泳，要么打乒乓球。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一句话都不说。他很享受这种状态：埃瑞克让他想起了斐利亚·福格。“他很特别”，埃瑞克说，“他能感觉到和别人之间的隔阂，而且这种隔阂还是他故意维持的——故意到一种境界。我是他唯一的朋友。”
独立战争结束后不到几年，以色列犹太人的人数就翻了一番，从过去的六十万增加到了120万。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为了让新来的犹太人融入当地生活，采取过这么大的鼓励措施。但是，他在精神上始终无法融入。他喜欢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喜欢和他一样的外来移民。但是，他自己一点也不像以色列人。和大多数以色列孩子一样，他也参加了童子军，但是后来又退出了，因为他和埃瑞克发现那儿不是他们该待的地方。虽然他很快就掌握了希伯来语，但是在家，他和妈妈只说法语，而且常常是带着怒气说的。“那是个不幸福的家庭”，埃瑞克说：“他妈妈怨气很重。他姐姐一有机会就赶紧离开了那个家”。他没有接受自动生效的以色列人的身份，只是接受了一方安身之所。
很难说以色列国籍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他原本就是个让人捉摸不定的人：他好像不想在任何一个地方安身立命。他很少依附于什么东西，就算有，也是疏离而短暂的依附。露丝·金斯博格，以前是埃瑞克的女朋友，她说：“他很早就决定要远离责任。我的感觉是，他的内心总是在为自己的无根可依寻找开脱。他是个不需要根的人，总觉得生活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构成的——事情会这样发生，也会那样发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利用这些偶然事件。”
在一个迫切渴望土地、渴望人民的国家里，他对待土地和人群的那种疏离态度，让他显得特别另类。“我1948年来到以色列，很希望自己能变成他们中的一员”，耶舒·克洛德尼回忆说。他现在是希伯来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和丹尼尔同岁，家人也在当年的大屠杀中全部死了。“我想和他们一样穿凉鞋，穿挽起裤腿的短裤，记住每一座该死的山谷或大山的名字。我最想做的，就是改掉我的俄国口音。对于自己的过去，我有种说不出来的羞愧感。我开始崇拜自己同胞中的那些英雄人物。他却不这样，他瞧不上这个地方。”
他和《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有点像，他们都是难民，都和周围的世界保持着距离，都有点傲气，会用犀利的眼光审视当地人。他十五岁的时候，做过一个职业测试，测试结果说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心理学家。这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他一直觉得，自己将来会成为某个领域的教授，最让他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就是人。他说：“我对心理学感兴趣其实是为了走进哲学，为了看懂这个世界，我试着去研究为什么人们，特别是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关心上帝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我更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也不关心在冲突中谁对谁错，我只想了解愤怒的情绪是怎么出现的。这正是人工智能，心理学家要解决的问题！”
大部分以色列人高中一毕业，就得去当兵。他在学业上表现出的天赋，让他高中毕业后直接上了大学，读心理学。他不知道该怎么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国内唯一的大学就在阿拉伯人的边界线附近，而且在大学里成立心理学系的计划，也已经在阿拉伯人的伏击中化为泡影了。因此，在1951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十七岁的丹尼尔·卡尼曼走进了耶路撒冷一家修道院里开设的数学课堂。这是希伯来大学临时选择的几个教学点之一。就算在那儿，他也显得格格不入。大多数学生都是当完三年兵才来的，很多人都经历过战争。他年纪小，总是穿着夹克衫，还系着领带，这让他成了同学们眼中的怪人。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因为老师水平有限，他基本上都是靠自学掌握了专业领域的大量知识。“我喜欢我的统计学老师”，他回忆说，“但是她对统计学一窍不通，所以我自己看书摸索着学”。与其说他在大学里遇到了一群专家学者，不如说是认识了一些各有特点的人。他们大多数都是来自欧洲的难民，碰巧都选择了以色列作为栖身之地。“这些老师总的来说都挺有人格魅力的，他们不仅会写教学大纲，还写过传记，都有过不同寻常的经历”，哈维沙姆·马格利特回忆说。他马上要离开希伯来大学，去斯坦福大学等地当哲学教授。
最有特点的是以赛亚·莱布尼兹，他是他的偶像。莱布尼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德国经由瑞士来到了巴勒斯坦，有医学、化学、科学哲学，据说还有其他几个领域的高学历。但是他考驾照考了七次都没过。莱布尼兹以前的学生玛雅·巴尔希勒尔回忆说：“他走在路上的时候，裤子都快提到脖子了，弓着腰，耸着肩，下巴特别大。他总是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还夸张地做手势。尽管如此，他的思想征服了所有的年轻人”。不管讲什么课——好像没有他驾驭不了的领域，他总能把上课变成一场演出。“我选了他的生物化学课，但是他基本上就是在点评现实生活”，另一个学生回忆说，“他会花很多时间来解释为什么本·古里安是个笨蛋”。他说的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莱布尼兹最喜欢举的例子是一头驴站在与他等距离的两堆稻草面前，因为它不知道该选哪堆草，最后活活饿死了。“莱布尼兹接着会说，驴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它只会随便走过去吃。只有人才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然后他又说，当一个国家把本该由人来做的决定交给一头驴去做的时候，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每天都能在新闻里看到这些。他的课总是挤满了人。”
关于莱布尼兹，他记得的却是一些很奇怪的事：不是莱布尼兹当年在课堂上说过的话，而是莱布尼兹讲话的时候为了说清楚某个问题，用粉笔敲击黑板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枪声。
尽管他年纪小，又处在那种环境下，我们还是能通过他排斥的一些东西，去了解他的思想走向。当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正流行，但他既不想分析别人，也不想让别人来分析他。他早就决定，不去过分关注自己的童年经历，甚至不去关注他对过去的记忆——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很多坚持要将心理学纳入科学的心理学家已经放弃了这种雄心壮志，不打算再去研究人类思维的内部运作过程了。如果你没法观察到思维是怎么工作的，又怎么装模作样地去研究它？值得用科学方法研究的，应该是生物的行为方式。
当时的主流学派是行为主义，领军人物斯金纳在二战期间就开始了相关研究。那时候他受雇于美国空军，任务是训练鸽子找到炸弹投掷点。斯金纳教他的鸽子学会寻找航空地图上的目标所在地，每找对一次，鸽子就能得到食物奖励（当防空炮火在鸽子周围遍地开花的时候，它们的啄食热情会大大降低，所以最终也没被派上战场）。斯金纳的鸽子实验成功了，也标志着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项研究的核心理念是：任何动物的行为都受到外部奖励或惩罚的限制，而不是思想和情感的驱动。他把老鼠关在一个叫“操作性条件箱”的盒子里（后来人们都叫它“斯金纳的盒子”），训练它们拉动操作杆，按动按钮。他还训练鸽子跳舞，打乒乓球，在琴键上敲出“带我去看球赛”的曲调。
行为主义学派认为，他们在老鼠或鸽子身上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人类。只不过他们不大可能在人类身上开展实验。斯金纳在他的一篇题为“如何驯化动物”的文章里写道：“需要提醒那些急于把人类当成实验对象的读者们，我们必须着手进行一个新的项目，对行为既要强化，也要抑制。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很可能在人类身上激起某种情感反应。遗憾的是，行为科学还不能像控制行为那样，成功地控制情感”。行为主义学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科学变得一目了然了：我们能观察到刺激物，也能记录刺激带来的反应。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客观”，它不再取决于主观感受或者感觉。一切重要因素都是可以被观察，可以被检测的。斯金纳特别喜欢讲一个笑话，很能反映出行为主义的特点：一对恋人做完爱后，其中一个人问对方：“你的表现不错，我怎么样？”
所有顶尖的行为主义者都是信奉新教的欧裔美国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从事心理学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回望历史，会不禁怀疑，是不是有两个互不相干的学科，一个以美国心理学家为代表，另一个则以犹太心理学家为代表。美国人总是穿着白大褂，夹着记事本，在实验室里忙碌，变着花样地折磨老鼠，但始终不去触碰人类行为这个泥潭。犹太人却走进了这个泥潭——就连那些对弗洛伊德嗤之以鼻的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崇尚“客观性”，渴望真相，希望真相能够经受住科学标准的检验。
他本人也崇尚“客观性”。最吸引他的人工智能，心理学理论是格式塔心理学。这个理论是德国犹太人在二十世纪初在柏林提出的，目的是用科学的方式探索人类思维的谜团。格式塔心理学家揭示出思维的有趣现象，并巧妙地呈现出来，就好像黑夜里射出的一道微光，渐渐点亮了天空。灰色在紫色包围下看起来像绿色，在蓝色包围下显得像黄色。如果你对别人喊：“别踩那只香蕉虫！”他肯定以为你喊的不是“虫”，而是“皮”。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在外部刺激和由此引起的内部感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因为人的思维会以多种奇奇怪怪的形式介入这个过程。给丹尼尔印象最深的，是格式塔心理学家在论文里让读者做的实验，通过实验，读者能亲身感受到自己思维运行时的神秘之处。
我们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星空时，会自然而然地把一些星星看成一个整体，而把另一些星星排除在外。比如仙后星座和北斗星。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同一群星星看作一个整体，所以现在的孩子们很容易就能辨认出这些星座。同样，图1也给读者展示了两组图形。
（摘自沃尔夫冈·科勒，《格式塔心理学》1947，纽约：利沃莱特，1992，142）
为什么是两组图形，而不是六块？或者是由不同的组合构成的另外两组？又或者是三组，每组两块？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理所当然地把它看成是两组图形，每组有三个小图形。
这正是格式塔心理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行为主义者有意回避的问题：大脑是怎么构建意义的？又是怎么把它采集到的碎片化信息转化为完整而连贯的图像的？为什么这个图像总是思维强加给外界的，而不是外界强加给思维的？人们又是怎么把记忆的碎片拼凑成一个连贯而完整的故事的？为什么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会随着问题所处的环境而变化？为什么——我们尽量轻松点说——当一心想消灭犹太人的政权在欧洲横行霸道的时候，一些犹太人会认清现实，选择逃离，而另一些人会选择留下，最后被残杀？所有这些问题，吸引着他走进了心理学。这些问题，就算是最聪明的老鼠也解决不了。如果说有答案的话，那答案就藏在人类的思维里。
他后来说，科学在他眼里是一种对话。如果是这样，那心理学就像一群人参加的一个热闹晚宴，客人们高谈阔论，以极快的速度频繁地变换话题。当格式塔心理学家、行为主义者和精神分析学家一起走进一栋大楼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同一个怪物，这个怪物的名字叫心理学。尽管如此，他们并不打算知道对方要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怪物。心理学不像物理学，甚至不像经济学，它缺乏强有力的理论解释，也没有一套公认的讨论标准。心理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在提到其他心理学家的研究的时候，会说“纯属胡扯，一文不值”，他们觉得对方的研究对其他心理学家的行为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问题的一部分症结在于，有太多各种各样的人想当心理学家。促使他们产生这个想法的动机千差万别。有的人想通过心理学寻找自己不幸的根源；有的人坚信自己能洞察人性，但苦于文采不好写不了小说，只好来研究心理学；有的人是因为学不好物理，为了给他们的数学才能找个用武之地，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心理学